(此文为蔡平里老师专门介绍田中先生之大作，摘自「田中长三郎先生藏书全集」)
园艺系教授 蔡平里
(Octorber 31, 1998)
[ 缘起 ] [ 学生时代 ] [ 帝大高材生 ] [ 结缘恩师 ] [ 田中柑橘试验场 ] [ 受衔教授与游学 ] [ 新小种主义 ]
[ 柑橘腊叶标本 ] [ 国之博士 ] [ 台北帝大黄金岁月 ] [ 重建日本农业 ] [ 关门弟子 ] [ 荣退 ] [ 巨人巨著 ]
<< 缘起 >>
自从任职于母系以来，我一直很想写好两篇文章，一篇定名为〈橘缘〉，另一篇定名为〈书缘〉。希望藉此深入了解一生坚持理想在柑橘学领域开创新境界，研究可利用植物资源而鞠躬尽瘁的一代宗师──台大园艺系的开山祖田中长三郎先生。
田中先生一生，不但对柑橘有深邃的研究，在他历任的大学里更是一位广受学生爱戴、尊重的学者。他的博学、宏伟气魄，讲演时的旁征博引，诲人不倦的风范，至今令人难忘。加大毕特士教授(W. P. Bitters)称赞他是「最后的世纪巨人(Tyozaburo Tanaka, Last of the Giants)」，确实是名至实归。对于喜欢历史的人，先生也是很好的探究题材。本人有幸忝为先生的末代弟子，更感到这是一项不容推诿的工作。
过去，我曾有两次执笔的机会。第一次是在田中先生仙逝后不久，《柑橘研究》拟出版第14卷做为先生的追悼记念专辑。当时自忖一年的时光应足够让本人搜集先生有关柑橘所有遗作，阅读、摘录而后执笔〈橘缘〉。在系图书馆里匆匆来去几趟后，即发现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单是有关柑橘的先生的著作就将近千篇，且分散在很多不同期刊杂志里。搜集不到二成就遇上了暗礁，而后收集资料的过程更充满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因为从先生的文章里读到他为了一次演讲精读百余册古籍之事，更不敢草率动笔。结果，自然是「时不利兮，笔不逝；笔不逝兮，可奈何？」最后只好找了一个借口下台阶，等找齐了资料再执笔。然而打了退堂鼓后心里总是很难平衡。
大约十年后，第二次机会出现了。《柑橘研究》第15卷要纪念田中先生百岁冥诞。我构想以〈书缘〉为题目重新搜集资料，以介绍先生的藏书。前往总图书馆里的「田中文库」寻找资料，立即发现这种不务正业的折腾，更是疲乏难堪，想放弃却又不甘愿。不久，田中先生的大弟子，也是日本柑橘界的大护法田中谕一郎先生去世。该卷变更为纪念谕一郎先生的追悼专辑。老实说，我反而如释重负，至少不必再跟时光竞赛而给自己加重心理压力。
光阴似箭，今年本人已由台大退休了。不久前突然接到图书馆吴馆长的大函云：田中先生为本校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本校图书馆所搜藏丰富之图书资料，田中先生具奠基之功。「田中文库」藏书多为古代至林奈氏以前的植物学古刊本，至为珍贵，且数量甚多，举世驰名。新图书馆落成后迁馆之际，将庆祝创校七十周年纪念，并整编「田中文库」。其内容涵盖上述古籍，还包括田中先生手稿、笔记、画册等，并出版该文库目录和植物图谱等专书。希望能协助编辑先生著作目录、搜集遗作、提供先生年谱、照片，以及先生生平事迹和藏书相关资料稿等以光篇幅成全为祷。
机会终于又来了，这是第三次，说不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人真是健忘的动物，前苦早忘，答应了之后，惟有一边享受回忆，一边忍耐行笔之煎熬，开始为田中先生立传。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意外又接到日本传真，问我可否在《柑橘研究》第16卷介绍以「田中文库」为中心的台大新图书馆的动态。盛情难却，本人如何能不积极负起介绍田中先生与田中文库的责任呢？
<< 学生时代 >>
时光匆匆，田中先生逝世至今已二十三个年头了。
田中先生，名长三郎。明治18(1885)年11月3日生于神户须磨本町30番地。父太七郎，是大阪船场巨商，也是一位经济学者，着有《日本证券市场论》(有斐阁出版，明治43年)。
先生诞生的那一天是天长节，日本举国正欢欣庆祝明治天皇的生日。当时日本王政复古，明治维新成功。全国人民在圣君之领导下充满生机，开始推动新时代的历史巨轮，迎头赶上欧美列强。为纪念长子出生在天长节，乃取名为长三郎。前二字缘于天长节是三日，前一字「长」和后一字「郎」兼有长子且取字于父名的深一层含意。
田中先生幼时身体羸弱，时常生病。父亲走在街上偶而听到「换一换，换换吧」的声音，据此得到另请主治医师的灵感。然后按照新的主治医师的指示饮用牛乳而得改善体质，终于恢复了健康。所以田中先生按照新人类的话是「喝牛奶长大的」。
小时候田中先生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父亲带他到神户的花街柳巷里的游廓见了伊藤博文。那是一个多么不同的时代！爸爸带小孩上酒家见行政院长，如果是今天在台湾发生这类事情，免不了会被大众媒体修理一番。
田中先生诞生的那一年，在日本也是不平凡的一年。日本首采内阁制，天皇不再亲政，由内阁总理大臣，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行政院长执政，但日本政府是对天皇负责的。伊藤博文获得天皇高度肯定和期许，也背负了日本全国人民无比的期望，被天皇指定为第一代内阁总理大臣。这在当时也是一件跌破不少眼镜，令人刮目相看的历史中大事。德川幕府末期主张攘夷锁国，萨马、长州两藩以尊皇开国对峙。长州志士伊藤俊辅联络萨藩对推动维新贡献不小。然而维新成功后，政权几乎一再落到萨马人手里，长州人虽不甘心也得拜下风。十八年后伊藤博文(俊辅改名)始为长州人吐一口气，多少有在野党执政、换人做做看的新气象，当然是大事一桩。田中先生幼小时能见到大人物，自然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我们如果强调历史因缘，台湾人更不该忘记这历史事件。因为台湾百余年的命运可以说在冥冥中就此决定了。十年后，迅速扩张国力的日本，打败了积弱不振的满清帝国，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于马关春帆楼执意索割台湾。当时无天可吁，无主可依的台湾人谋议独立，以蓝地黄虎为旗的台湾民主国旋即成立，并昭告中外。这历史因缘迄今难解。日本人，尤其是在维新之后出生的明治人，对待天皇敬如神明，同时还有崇拜权威的浓厚的菊花情结。田中先生幼时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成长。
从世界史的观点而言，十九世纪显然是西方侵略东方的世纪。但日本却能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脱离西方之侵略。日本欲脱离古老亚洲文化，急起直追欧美近代科学文明，藉一个继世不绝的天皇传统做为日本民族精神之中心维系，加上日本人重忠义而轻仁恕，又擅长消化外国文化，再转化为适合自己文化，所以明治维新后在吸收现代文明能表现出长足之进步。日本能很快走上富强之大道，最重要的是以皇学为体，西学为用，认真实施新教育(西方教育)制度。明治11(1878)年东大驹场农学校(现东大农学院)就已创校，明治14(1881)年颁布小学、中学教育纲领，推行西方教育。因此，田中先生从小学起就接受所谓的新教育，进爱日小学。田中先生幼时居住神户，神户是十二世纪时，日本为了与宋朝交易才修筑的国际港口。1868年，德川幕府在西欧列强压力下正式开放通商的港口也是神户港。因此，神户市一跃成为日本的重要门户，在日本一向是个崇尚洋风的国际都市。田中先生的世界、国际等宏观思维即奠基于此。钱穆先生说：「当前人类在发展文化前途一大课题，即是东方人如何学习西方，而能保留得东方，如何能将东西双方之文化传统获得某种结合而从此有更高的跃进。」钱先生深信日本人在此方面，正有其莫大之任务和使命感。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命题，也是多年来始终是争论的焦点。我认为从田中先生九十年的一生在崇高的学术声望背后，不管在治植物学史、柑橘分类学、或植物资源利用学等追求纯正学问的意趣上，都能窥见上述东西文化融合而跃进的结晶。
田中先生在大阪就读北野中学，这是一所以刚勇风格闻名的学校。先生除以参加短艇队来加强锻炼身体之外，更爱好文学，曾办同人杂志，心血来潮时也写小说，是个典型的文艺少年。先生日后深厚的人文底子，很会写文章、写书评，也很会在文章书评中骂人，办《柑橘研究》、《热带园艺》等学术杂志自己带头写稿，都是这时期陶冶出来的。一流的中学不但能培养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好奇，亦能提升其对人文的关怀，同时又倡导运动，让学生活跃在运动场上，陶冶出真正文武双全的少年。
田中先生随后在京都读第三高等学校(现在京都大学教养学部)。京都三高是日本负有盛名的高等学校，和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齐名，被认为是日本最好的两所高等学校。昔日，台湾的学子以台北一中、京都三高(或东京一高)、东大(或京大)为目标而勉励自己者众多。此校素以自由风气而闻名，其校训就是「自由」二字。特别是文科多名师，课程以历史、文学和哲学为重点，鼓励学生吸收外国文化和思想。因此，非常重视外国语言之训练。以田中先生最擅长的法文为例，每周三小时会话、四小时文法和五小时阅读的功课。难怪先生早期的学术论文都以法文撰写。当年日本的高等教育尚未受到军国主义的巨压，所以先生在充满理想和希望之下，得以满足他永无餍足的求知欲。我推测先生精通法、德、俄、义文等应该是这时候修得的。在三高时，先生无法藏匿他在音乐的天份。对乐器发生浓厚的兴趣，学习拉小提琴和中音小提琴，很快就表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资。但为他在学问和文章的名声所掩，所以知道而称誉的人不多。据先生说当年西洋古典音乐尚未普及，不像现在随时有CD、音响等可以接近音乐，体会音乐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自己把音符换成乐声，完成情感交流，因此可看出先生寻求感性和浪漫的一面。先生的音乐才能在年轻时候发挥较多。他在宫崎高农任教时领导该校音乐社团，曾经在宫崎市民活动中心举行音乐会。甚至当台北帝大教授时候，为庆祝台北高等学校(现在的台湾师范大学)大礼堂竣工的音乐晚会里，先生被簇拥登上音乐舞台担任第一小提琴手，满头银发流露出一种贵族的傲气配以几近完美的美妙旋律，给人深刻印象而博得满堂掌声。1930年代先生组织室内乐团在北投的别墅里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让音乐溢满他的生活。
<< 帝大高材生 >>
先生立志为日本农业献身，选择了东京帝大农科大学(现在东京大学农学部)。据说双亲希望他学商以克绍箕裘。但先生壮志凌云，选择走出自己的路。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发现生命之流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关键性的时刻，往往突然发生很大的变化。田中先生弃商而从农，特别是在东大接受大学教育，可以说决定了田中先生的一生。东大是日本人文荟萃之地，大学以探索真理、传播知识、培育人才、服务社会为目的。但并非所有大学都有此能耐。试观欧洲今日之进步，经由文艺复兴、宗教革命、近代科学之发明、政经领袖人才之辈出，无一不是有传统历史之第一流大学所造就，第一流的大学始能造就第一流的人才。英文亚洲周刊自去年公布亚洲地区大学排行榜。今年的排行榜仍由日本的东大蝉联榜首。依据本校图书馆制作之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收录亚太地区排名前十名大学发表的科技类文献统计显示，自1990年至1997年，总计东大发表36,392篇科技文献，领先第二名的京大10,133篇，较之本校的8,364篇多出28,028篇，高达四倍以上。东大俨然是执亚洲高等教育牛耳的最高学府。
其实，东大从创立至今，在日本一直居于领袖群伦的地位，是一座屹立不坠的学术高峰。东大教育是英才教育，称为孕育日本领导阶级的摇篮绝不为过，人文荟萃，在日本现代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田中先生在东大当学生的时候，正是希望藉新教育培养菁英，让他们带着新知识推展开创，迅速实现日本的现代化，赶上欧美列强。留学欧洲一流大学归国名师个个热心传授学生专业知识，更启发学生学习和思考能力，充分发挥传道、授业、解惑之功能。学生也是一时之选，怀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个个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东大创立不到三十年已能培养出很多青出于蓝的人材，田中先生就是其中之佼佼者。
东大学生时代，田中先生可以说是全心投入学习，自我期许甚高，对自己要求更是一丝不茍。不同于台湾现在的一般大学生，原本浑噩的心到毕业都不得开窍，甚至进了研究所对自己未来仍茫然不知思考，从不思索自己生命的本质，连暂时的人生目标都没有，可悲之至。
田中先生能在自己的生命中寻得深具意义、乐为志业的大道。可从大二时因病归家休养，仍然从事牵牛花之遗传研究窥得一斑。此病对先生并未构成什么人生障碍，反而因祸得福，让先生在遗传学上力求长进学习，更藉此机会搜集不少日本牵牛花相关资料，为日后藏书走出了小小的第一步。那时候，日本风行牵牛花的栽培和育种改良。先生对牵牛花的遗传充满极度的好奇，在家里两百多坪庭园种满牵牛花进行研究工作，加以做什么都要深入彻底，《牵牛花之研究》、《牵牛花画报》等期刊都设法从卷首购齐搜集之外，《牵牛子叶图谱》、《牵牛花水锦》、《牵牛花‧锦之露》、《牵牛花手引草》等书也搜搜收藏在「田中农业植物学书库」中。田中先生所走的大学之路，能如此的踏实、丰富、多彩，虽然跟家庭经济条件比一般人来的充裕、稳定不无相关。但是更重要的是田中先生有一个积极充实自己的热诚，并努力学习如何成为大学人，不单是坚持理念，而且深思熟虑，孜孜不倦。
最近，我们在整理田中先生藏书时，偶然发现了一册先生学生时代的笔记本，大约A4版大小，厚达近四百页的精装本，蓝色书背上标题为「植物病理学」，白井教授讲演，打开封面才知道内容是先生珍贵的亲手笔记，说起来很惭愧，自己长达十五年的大学和研究所学生时代里也做了不少的笔记，日后在台大28年的教学生涯中也看过不少学生的笔记，我可从来没有看过如此用心和用功的笔记，植物病理学对园艺系学生而言，现在已不列为核心课，不过，以往可是很重要的必修课，先生显然在做笔记之前已经过充分的规划，首页记载课程名称，用日、英、法、德文书写，双开页的右上角从第1页编码到第314页。左半页为画图或课后补充资料用途，右半页才是上课笔记，每页里都能看到先生学习时之用心和用功所留下痕迹，例如上课抄错写漏，事后用红笔自己订正，笔记内容分别用各种色笔加注或画线，或编码分类，以便复习时自我充实或启发思考之用。整本笔记从头到尾记载地一丝不苟，绝不像我们那虎头蛇尾的常见笔记，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自觉惭愧。这本笔记充分表现了先生的精益求精的求学精神和努力学习的认真态度。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获，上述先生对牵牛花的遗传研究所下的功夫，日后也表现在他任教于国立上田蚕丝专门学校时所开的遗传学课程上，第一本用日文著作的遗传学教科书就是先生以当时授课讲义改写而成的，由东京丸山舍书籍部藏版，于1915年刊行。我就读于台大时，于景让先生授遗传学，采用田中义?着《遗传学》第9版(1953年刊行)，那是当时最好的日文版遗传学书(初版为1934年)。但据上过先生遗传学的一位信州大学名誉教授的师兄说，其实，先生着的遗传学书内容远胜过北大田中义?教授的。当年先生讲课时，根本没有日文版的遗传学书，田中先生经常带着二、三册英、德文的遗传学书，翻开来就讲解，先生自己不另做笔记，所以那一本教科书还是藉助于学生笔记为纲，订正补充后撰写而出版的。当时东大的白井光太郎先生极乐意为这样一个认真的学生指导学士论文研究，指定以柑橘为题材。从此田中先生如同嗅到了他一生想追求的猎物，而至死仍乐此不疲。我想起了亨利·亚当斯之名言，人师对学生的影响何其大，而永不止息。田中先生东大毕业后，自然被白井教授留为助教，并继学士论文《日本柑橘种类学》之后，完成研究所论文《日本柑橘图谱》。田中先生的学术生涯可以说从这两篇论文开始。观其初试啼声之作，从序文里就可以看到先生那高瞻远瞩，直言无讳，不同流俗之笔随意到风格跃然纸上。首先，先生阐明学农艺之目的，在改进发展日本农业，认为发展农业的最重要工作乃是作物种类之改良。继之，道破日本农业，其中特别是园艺产业之缺点为重技艺而轻科学。任何一门科学之发展皆经由一定路径而进展。日本之园艺要完成其科学化，不能省略其系统发展的个体演化顺序。直言之，欧洲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园艺学者最大贡献乃完成《果物图说》。因此，日本的园艺也要仿效十八世纪的欧洲。所以先生窥探植物记载学，并藉此以日本柑橘种类为材料，整编一套记载泛论而完成其学士论文《日本柑橘种类学》。随后，《农业大辞典》中柑橘项委托先生执笔。先生借此机会校订分类方式，同时继续完成释名和记说之各论部分。又得东大农学研究室委托制造日本柑橘图谱，由先生从产地收集标本，复得画家渡边轫之协助而绘制，合计有七十四图。《日本柑橘图谱》完成于1911年，从拉丁文副题可知包括台湾产柑橘在内。果然，在目录中发现桶柑、雪柑、椪柑、虎头柑、白柚、斗柚、椪橘等七种，不知何以漏列麻豆文旦、蜜柑和宜兰金柑，也许正如序例文末所言：「本图谱祇是一个开始而非结局」，除希望有人继承之外，也为自己保存万里前程。翻阅图谱中文旦之总记项处，先生记述参照拙著《日本柑橘名实考》，可知先生另有此大作，但先生论文著书目录里迄今未收编该文有待查考补实，顺笔一提。
<< 结缘恩师 >>
1911年，国立上田蚕丝专门学校(现在信州大学纤维学院)创立，校长针冢长太郎聘请年轻有为之东大毕业者任该校讲师，田中先生赴任讲授植物学、栽桑学和遗传学。田中先生在教学上的成就，可以说从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很可观了。读书广博，识见高超，对于学术思想的抱负和见解，在他第一次任教时就已表现无遗了。我可以想象得到他授课时抱着统计遗传学家W.
Johannsen或以突然变异学说而闻名的Huge de Vries着的德文原版书，翻开来就剥丝抽茧般讲解，将学生渐引入内中深境的英姿。先生授课一向都是如此的。
白井教授可谓今之善相马者，他不仅发现了自家的千里驹，更重要的是一再给予先生表现潜能的机会，例如留为东大助教、推荐为专校讲师等。不久，田中先生又获得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遇上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施文氏(Swingle, Walter Tennyson)。这是白井教授特别安排的一次考验，而田中先生不但不辱使命，更紧紧捉住这机会而成长为龙驹。
1912年，美国佛州发生了柑橘溃疡病，其严重性不次于最近在台湾发生的猪口蹄疫。溃疡病现在已知是亚洲热带原产的疫病，不过当年还不知道。文献记载日本的柑橘在1899年曾经发生此病。美国农业部也很快就查出该病是经由枳壳砧木随温州蜜柑苗侵入的。因此，美国必须要了解日本是否为疫病原产地，或是单纯的罹病地区，以为决定植物检疫对策的考量。1914年，施文氏奉美国农业部的秘密使命以参观柑橘产业为由来日本调查。施文氏首先在日本兴津园艺试验场附近发现柑橘溃疡病也相当严重，但是在四国松山一带产地却殆无病情，仅推测得病原菌可能是藉铁路交通传播。由于他对日本柑橘种类或产地实况所知有限，请求白井教授支持。自然，这个重任又落在田中先生的双肩上。田中先生带施文氏到日本栽培柑橘种类和品种最多产地之广岛县因之岛，也陪施文氏到过日本栽培柑橘历史悠久且老树较多的产地，并做详细调查。让施文氏了解这些产地都没有一粒感染溃疡病果实，确信日本也是被传染而非该病之原产国。经过此事之后，田中先生深觉科学研究上文献精密调查之重要，继续藉由各种期刊杂志介绍日本植物病理学文献，让美国学者有机会充分了解日本植物病理学实况。从先生著作目录里，可以看到在《微生物学杂志(Mycologia)》里以日本的新病原菌为题藉简讯或译作方式以英文连续发表十二篇，可知其为国内外科技知识之交流用心良苦。日后，例如甘蔗露菌病、板栗胴枯病发生时，田中先生都自告奋勇负起对外报导疫情之使命，好让日美双方的植物检疫问题在平和里解决，未酿成国际纠纷和产业界无谓损失。田中先生在大学的病理学课上所下工夫，日本柑橘种类研究上累积的广泛知识，再加上擅长外国语文，怎能不给施文氏深刻的印象？施文氏归美前立即邀请田中先生为美国农业部助理研究员(Assistant Researcher, USDA, Washington, D.C.)。施文氏是田中先生誉为二十世纪开创柑橘研究的第一人，从事柑橘和柑橘近缘植物的植物学和分类学研究以及柑橘杂交育种改良工作。这确是如同先生论文序言里所期待之得在柑橘学界推进一大步的最佳学习和工作机会，千载难逢一会，焉得辞也？1915年秋天，先生随同施文氏归国之际第一次访美，服务于华盛顿美国农业部。在施文氏指导之下，学得世界柑橘类之分类，复得研读世界柑橘类有关之欧美文献资料和古籍，从事美国的温州蜜柑研究工作前后三年，一直到1918年始归返日本。最大收获除师事施文氏之外，先生在工作之余暇修了一门很特殊的学科──图书馆学。可见先生所搜集的文献资料和藏书已经多得必须依赖图书馆学知识来有系统的整里。田中先生在美国期间使用一颗现在常见的椭圆形橡皮章，沿着椭圆形轨迹，上端从右而左刻着「田中农业植物学书库」，下端刻有年月日供记载藏书收藏记帐之用。前述白井教授病理学讲演笔记，竟是在美国期间精装，于1917年5月29日记帐列入该文库第249号收藏的。在美国进修图书馆学时，先生学以致用，为图书馆整理所收藏日本浮世绘。日后，无论在宫崎高等农林学校，九州帝国大学或台北帝国大学任教服务，先生能者多劳，几乎一力承担首任图书馆馆长职务，游刃有余，为各校图书馆奠基之功臣。田中先生笑说大学乃学术之宫殿，为表示对学术之尊重，大学里图书馆馆长之地位甚高，仅次于校长而高过三长，所以他是谈笑觅封侯。何况图书馆是「别有天地非人间」，蕴藏着无数未经发掘利用的资料，等待揭开神秘面纱。
先生于归国那年结婚，有趣的是先生成亲时与夫人的约法三章，竟是要取得三个博士学位。这要先了解当时有为者亦若是的日本的社会现况，常听到：「燕雀安知鸿鹄志，来日青史传名时，成如麟角大博士，加官左辅或右弼。」田中先生雄心席卷天下，一口气保证三个学位。果然，一生中荣获农学、理学和法学三个博士学位。那年，先生尊翁仙逝，整理家务杂事之后，于1921年带了师母再度游学，先赴美再师事施文氏一年又半，尔后游学英、义、法和瑞典等地半年而归国。先生之游学不同于今日台湾常言之留学，先生背离家乡远出求学，并非为学位，纯正为学问而负笈往访。例如这次到瑞典，目的在乌布萨拉(Upsala)大学的腊叶馆。这里保存有春堡氏(Carl Peter Thunberg)150年前在日本搜索的珍贵植物标本。春堡氏为林奈氏门下五哲之一，奉林奈氏之命到日本探险的植物学家。田中先生对人类文化史上有关植物之搜索，特别是日本之植物搜索非常重视。曾经在华盛顿议会图书馆调查过相关文献资料，发现世界第一流的图书馆里尚无法收藏齐全春氏(田中先生如此称呼春堡氏)之著作，特别是在《乌布萨拉学士院科学聚志》和《阿姆斯特丹学士院报告》所刊登论文，更是属于善本中之稀觏，惟赖亲自专程查访。先生不单是详细调查150年前曾经生长在日本的这些植物的标本和记载，还逐一摄影留存。想不到十年过后，1933年，田中先生担任台北帝大附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时，举行春氏名著《日本植物志(Flora Japonica,1784)》出版150周年纪念。先生提供当年所收集春氏之论文、肖像以及上述原本腊叶之照片，和东京科学博物馆以及东京帝大理学院得以一比长短为校争光荣。
<< 田中柑橘试验场 >>
游学归来，先生受聘于国立九州大学担任园艺学科讲师。园艺学科设置于1922年5月，先生对于草创期之该学科贡献很大。这时期先生以果树分类为中心研究和讲学之外，更积极地从事农业推广服务工作。先生在九州福冈县田主丸町设置田中柑橘试验场做为研究和指导柑农之据点，其缘起甚值得详细介绍。因为《柑橘研究(Studia Citrologica)》之诞生、柑橘研究会之成立皆可溯源于此。甚至日后能成为日本柑橘界之领导者也在此一举。1925年，九州举行了生产策进会。田中先生藉九州大农学院之名，将所搜集二百余种之外国柑橘类参展，引起了当地柑农林田隆寿氏对国内柑橘品种改良之兴趣和共鸣，自愿提供三甲半地给先生设置柑橘试验场，经由九州大学大工原校长、汤川农学院长、宫崎高等农林学校校长和县政府协商，正式决定设置田中柑橘试验场，聘请先生为场长。先生规划该场为四区：第一区栽种先生搜集在九州大学前述二百余种柑橘类作为比较栽植试验区；第二区栽植美国农业部施文氏杂交育种而成之新品种，同时进行其砧木试验；第三区作为上述试验所选拔优良经济品种之母树园；第四区为上述优良经济品种之繁殖用苗圃。先生希望能利用试验场发现优良柑橘种类，再行繁殖、栽培、了解其性状和最适用砧木等以便推广而振兴日本柑橘产业。试验范围包括搜集世界所有柑橘种类，再进行种类试验，砧木试验，经济栽培试验，繁殖试验，栽培管理试验和农药试验等。先生认为今天之柑橘问题不仅是日本一国之农业上的问题，也是全球的柑橘产业问题，必须获得世界柑橘研究界之领导人物施文氏之协助，才能使田中柑橘试验场成为国际性的柑橘试验场，得以和现有柑橘试验场，包括美国农部试验场、加州大学Riverside柑橘试验场、爪哇之Buitenzorg 植物园、菲律宾之Lamao农业试验场、阿尔及利亚之农业试验场等联系而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先生之理想立即得到施文氏之鼓励，并答应莅临试验场之开幕典礼。
先生得悉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将在1926年10月30日至11月10日举行，名誉会长为内阁总理大臣，各大学校长为名誉副会长，将邀请世界知名学者151名，日本学者414名参加，讨论太平洋两岸之学术问题，议题多达53条，其中有8个农学问题。先生为农业部门之干事之一。该会中以「太平洋两岸之柑橘栽培」为议题，邀请施文氏主讲乃系田中先生策划的。开会期间先生为施文氏安排参观日本西南地方之温州蜜柑产地三周，九州大学、宫崎高等农林、鹿儿岛高等农林等学校演讲、农会参观、京都大学图书馆参观等节目，并全程陪行翻译。当然，最重要的是10月7日请施文氏莅临田中柑橘试验场参加开幕典礼并讲演。可知先生敬重恩师施文氏之一端。先生藉田中柑橘试验场编辑《柑橘研究》，一年发行二次。同时设置柑橘研究会，订定柑橘研究会章程，广招会员。第一批会员名单里列有当年在东大研究的胡昌炽先生。我相信那时候田中先生绝不知道有一天会在尚未诞生的台北帝大和园艺讲座担任教授，当然胡先生更不可能知道台北帝大会改称国立台湾大学，改制后成立现在的园艺系，而自己会接田中先生之后而成为园艺系主任，继续柑橘之研究。难道这只是历史之巧合？
先生日理万机，身为《柑橘研究》之主笔，介绍日本国内柑橘之研究、国外柑橘科技新知识之外，同时还执笔〈柑橘种类学讲义〉和〈柑橘学通俗讲话〉之连载，前者是为学院派开讲的，后者则是为柑农。先生笔耕之量惊人，当时还在刚创刊之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学艺杂志上每卷每期发表其重要著作。例如介绍世界主要柑橘种类、柠檬学名、广东柠檬学名之研究、探讨春氏搜索日本之二、三种植物、园艺植物命名规则和柑橘属之改订、日本野生柑橘之研究、盘谷无核文旦之研究、介绍植物学者春氏、葡萄柚学名之研究、华盛顿脐橙学名之探讨、审批麦可微吉氏(B. B. Marcovitch，苏联柑橘分类学家)所称日本柑子(C. Coji)之是非等。先生笔耕之勤，祇能用笔力纵横和笔翰如流来形容。先生精力之充沛，确实超过常人，即使在大学荣退之后，仍然常令门下学生愧怍无地，忾然叹息。
1925年，宫崎高等农林学校(现在宫崎大学农学院)创立，先生能者多劳，兼任园艺学科教授，半年在九州大学，半年在宫崎高农，分身有术，除讲授专门之柑橘分类学外，又探究经济植物分类学。先生虽然忙碌异常，却绝不「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做得过且过之事。他充实讲义加强指导学生，创设林奈氏研讨会，借用夜间部教室讨论，一唱百和，后来也获得校方认可并提供茶点之类，还出版高崎林奈氏会报。先生在宫崎高农也担任第一代图书馆馆长。翌年，还兼任该县实业补习学校教员养成所教授，工作之余，还指导高崎高农管弦乐团，在宫崎市民活动中心表演等已于前述。
<< 受衔教授与游学 >>
1927年5月，先生就任台湾总督府台湾高等农林学校教授职。翌月以台湾总督府海外研究生身份做第三次外游，由门司出航，历访欧美各国，1929年2月乘春洋轮回到横滨。外游期间，先生被改聘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校教授，内定归国后聘为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教授，担任热带农学第二讲座(即园艺学讲座)，并兼任附属图书馆馆长等重要职位。其实，田中先生在台北帝大就职后，立即担任文官考试委员、纪要出版委员、校园规划委员、热带农学会评议委员、编辑委员、摘录委员等多项要职。
先生这次出国，首先到韩国和大陆东北地方视察农业，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到苏俄首都，再经瑞士苏黎世(Zurich)、希腊雅典(Athens)，然后乘船到意大利，访问墨西拿(Messina)之国立柑橘试验场，越过海峡到对岸之累佐卡拉布里亚(Reggio Calabria)参观国立柑橘香料试验场，然后从法国之马赛(Marseille)到巴黎(Paris)，再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一年。此行主要目的是在欧洲之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调查搜集资料。然后转往美国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各停留一个月，并南下到佛州和阿拉巴马州参观柑橘产地，最后参观加州大学河边(Riverside)分校之柑橘试验场后，回到台北帝大就新职。先生告诉我们那次受益最多的是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邱(Kew)之王立植物园、巴黎之自然资源博物馆和德国之柏林大学植物博物馆这四个地方。尤其是大英博物馆中之天然资源馆所收藏珍贵资料最为丰富，先生几乎每天都到该馆三楼的植物部门研究室坐拥书城，寝馈其中而遂成大学。不过我们那次谈话的重点是在于该馆中央大厅之大石雕像──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之故事。先生每次经过都会弯腰行礼，即使是众人环视之下，仍然鞠躬致敬。先生敬重他的理由有三：第一，是以其莫大私财支持库克船长(Captain Cooks)为科学探险之几次航海而发现纽、澳；收购瑞典之林奈氏所有藏书和标本，使伦敦林奈学会成为博物学界之重心；筹建天然资源馆于大英博物馆；致力充实邱植物园之腊叶馆等对博物学界之贡献殊钜。第二，为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从法国收购「班克享文库」善本书一万五千册，另别馆之两大文库也是在他手中收藏。田中先生收购潘吉氏(O. Penzig)藏书就是受其感化，希望能在亚洲的一角落也能效法班克斯爵士成立一个小文库，这就是今天「田中文库」诞生的最大动机所在。第三，着手纽、澳天然资源之开发利用，对英国增进国富贡献最多。当然这也成为先生终生致力于植物资源之研究开发的最大原因。这些都能看到先生「有为者亦若是」之努力奋斗的精神。话说回来，先生在这次外游中，遍查研究这些地方所收藏之柑橘和其近缘属之标本和文献资料，再参考以前在施文氏门下所学柑橘和其近缘属之分类，以及所研读柑橘有关万卷书(田中先生说据此完成一万多张备忘卡片留存台北帝大园艺教室中，现已不知流落何方，非常可惜)，终于完成了所谓新小种主义的柑橘亚科之新分类系统，博得学界赞赏。1927年，对田中先生而言，确实是最丰收的一年，家里长子诞生，难怪先生给他取名为「丰三郎」纪念丰收之年。虽说是外游，其实，先生还是马不停蹄地到处调查、研究、讲演，并发表论文，摘其重要者如下：
1. 「从柑橘分类上探讨园艺植物之命名问题」，1927年9月19日，维也纳举行第八届国际园艺学会演讲(德、英文)。
2. 〈探讨Retrius之Limonia pentaphylla〉，瑞典伦度大学(Lund U.)《植物学杂志》，156~160页，1928年(英文)。
3. 〈日本栽培植物有关批判〉，法国《应用植物学杂志》，第8卷77期，29~35页，1928年(法文)。
4. 〈日本温州蜜柑演示文稿〉，法国《应用植物学杂志》，第8卷78期，167~168页，1928年(法文)。
5. 〈柑橘亚科改订论第一报〉，法国《植物学杂志》，第5辑4卷，708~715页，1928年(法、拉丁文)。
6. 〈Papua产芸香科柑橘亚科，二种新属及其新重组(柑橘亚科改订论第二报)〉，美国哈佛大学《Arnold植物园杂志》，第9卷第2期，137~141页，1928年(英、拉丁文)。
7. 〈中国之柑橘和柑橘近缘属〉，中国《岭南大学科学杂志》，第7卷，337~348页，1929年(英文)。
8. 〈亚洲最佳柑橘种类〉，《美国遗传学会杂志》，第20卷第1期，37~45页，1929年(英文)。
9. 〈中南半岛产柑橘亚科总览提要〉，《法国国立博物馆植物辑志》，第2卷第1期，157~164页，1930年(法、拉丁文)。
10. 「亚洲之柑橘」，美国佛州大学讲演(英文)，1928年11月6日。
11. 「柑橘研究工作报告」，美国佛州犹士吉斯市学会演讲(英文)，1928年11月7日。
12. 「日本在农学上之贡献」，加州Riverside讲演(英文)，1928年12月2日。
13. 〈亚洲柑橘调查报告〉，加州大学Riverside分校讲演(英文)，1928年12月3日，并刊载于《加州柑橘杂志》、《柑橘叶杂志》(英文)。
14. 「探讨柠檬」，加州洛杉矶市加州水果业者大会讲演(英文)，1928年12月4日。
15. 「柑橘之研究」，夏威夷檀香山市泛太平洋学术协议会讲演(英文)，1929年1月2日。
16. 「植物交流和国际和平」，夏威夷檀香山泛太平洋联盟大会讲演(英文)，1929年1月7日。
上述还没有包括先生为国内的《柑橘研究》所执笔的学术性著作、科技介绍、经济报导、柑橘学讲座连载、学术性短报、田中柑橘试验场栽植品种介绍等大量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为学问的苦行僧所走的忙碌路程。我也有11年的留学经验，但由于动机不纯，为文凭也为留而学，所以很惭愧从来没有那样的努力过，是不折不扣如字意般的游学和留学，结果十多年时间就这样蹉跎过去而一事无成。细看先生的那些讲演，使用英、法、德语如母语就已经够让人羡慕的。有时连日赶场在不同地点对着不同听众讲演，先生都不会一鱼多吃，每次讲演题材皆不同，如优游于无尽的学海中，更是令人望尘莫及。突然想起一些自称名嘴的学人，一套幻灯片可以换汤不换药如江湖卖膏药似的招摇撞骗，岂不该自惭。
先生非常重视国外有用植物资源之引进，经常寄回提供田中柑橘试验场试植。例如从德国慕尼黑(Munchen)寄来西红柿、扁蒲、番瓜、萝卜、胡萝卜、蒲芹萝卜、菊牛蒡等种子，自英国也寄来很多松柏属种子，例如Pinus canariensis、P. laricio coricana、P. lalupensis、P. maritima、P. Thunbergii、P. pinea、P. densiflora、Cupressus lansiana、C. macrocarpa；云杉属种子例如Picea sitchensis；侧柏属种子例如Thuja giganta；落叶松属种子例如Larix leptolepsis、L. europae；黄杉属种子例如Pseudotsuga douglasii；从美国阿拉巴马州寄回美洲胡桃品种例如「Money maker」、「Curtis」、「Stuart」、「More」、「Schley」和「Kenedy」六种；自瑞典哥本哈根(Copenhagen)也寄了非常珍贵的中国四川的红实漆种子。寄回的种子皆详记拉丁学名或正确品种名称，非常严谨。
这次外游中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访问加州大学河边柑橘试验场时，该场为田中先生对柑橘分类所做的贡献，特别举行了第二次贵宾记念植树典礼，由恩师施文氏赠送一株日本的川野早生温州蜜柑树，请田中先生定植在场内并照相留存。李德(Reed)代场长宣读施文氏贺电，摘要如下：「我们非常感念田中教授对柑橘界的积极且高效率的工作所带来的贡献。田中教授在日美两国继续进行中的有关温州蜜柑完整的研究，以及包括很多有价值的经济品种的柑橘种类之研究成果，从观念上给我们带来根本的革命，在引进栽培植物的研究上树立新纪元，田中先生之研究方法值得我们追随学习，更深信其来日之伟大成就！」田中先生能得世界柑橘学术界之最高权威者恩师施文氏之如此称赞可不是容易的。因为先生敢于拋开一般学派的门阀之见，公然主张小种主义挑战施文氏之大种主义，心里还是念兹在兹，现在可以心领神会恩师之心意。田中先生很在意施文氏不仅没有放弃大种主义的柑橘分类理念，还留下一句相当严重的话，即柑橘的分类交给田中教授可能制造无限的柑橘种类。因此，必须研发出一套经得起考验的柑橘分类系统让恩师批判。施文氏和先生之关系，亦师亦友，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其联系，但战后很快又获得联络，终其一生之交谊成为柑橘界之美谈。施文氏1871年生，逝世于1952年，系农业植物学家，对柑橘育种改良贡献甚钜，田中先生誉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柑橘研究者。
<< 新小种主义 >>
柑橘类是一个大家族。不过，在分类学上的新小种主义分类系统是由田中先生创新猷的。虽然曾经有不少争论，无疑的，先生是正确的。先生树立他的新小种主义的分类系统的重大里程碑，标明了和过去大种主义的分类方法的告别，先生为柑橘类打开一扇通往全新科学时代的合理的分类系统，这是智能的高度挑战，唯有先生才能化难为易而完成。因为祇有先生具备「从源溯流」，再「从流溯源」的天大本事。澳洲大陆没有柑橘类的分布，所以科学上推测柑橘是在中生代白垩纪之后出现的。换言之，距今二千万年至三千万年前之第三纪中期诞生在地球上，可谓源远流长。田中先生即在实地探查中国大陆和印度等地，发现印度阿萨密为中心地域，布拉马普得拉河流域到喜马拉雅山麓之间，还有很多柑橘原种的野生分布，认为那儿是柑橘的原产地，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诸如向东北入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南经中南半岛、马来西亚而东印度群岛；西越沙漠至西南亚、中东，再分布到地中海沿岸；更从旧大陆传入新大陆，分布到全世界。田中先生考诸东西方古籍，认为中国栽培柑橘历史最早，发源于夏商，距今四千年以上。周秦时视为珍品，栽培渐盛。今天的植物学、植物分类学等科学起源于西方欧洲。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门生缇奥夫拉斯塔着有《植物史观》，参加亚历山大帝的东征，研究过波斯、米底亚地方的植物，发现了香橼，今天被称为植物学和柑橘学的始祖。古代西方植物学者由于罕见柑橘类所造成的无知，以及牵涉希腊神话的浪漫，在柑橘类的命名和分类上造成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著名的亚里斯多德被誉为生物分类学的鼻祖，但未见过柑橘类，自然无从分类起。欧洲人在展开海外探险，发现新航路，到达东方后才增加认识柑橘类的机会，累积其相关知识。西方最早之柑橘学之集大成者G. B. Ferrarius(1584~1633)在其名著《Hesperides》四卷里不过记载柑橘类22种，林奈氏以后才出版《柑橘论》的G. Gallesio(1772~1839)也仅记载21种柑橘类。创立「二名法」的林奈氏(Carl Linnaeus, 1707~1778)在其名著《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e)》第一版中，整理以往研究者所记述之柑橘种类，再加以分类，记载香橼5变种3异品，柠檬4变种5异品，酸橙6变种7异品，甜橙8变种3异品。换言之，十八世纪以后之柑橘学通观其大势，其传统观念认为柑橘之正种极为少数，将杂多柑橘栽培种类在分类学上隶属在少数正种中，造成不合理的大种主义。林奈氏就是大种分类的始作俑者。他将柑橘分为有翼叶种、无翼叶种，另分枳壳一种。整个十九世纪，柑橘分类学完全笼罩在这些大前辈的阴影下，所受束缚之重，为其它学科无法相比。包括施文氏也无法脱离。虽然，林奈氏之门生春氏在日本发现金柑，新增加一种，春氏之门生P. Osbeck在广东发现甜橙、柚、广东柠檬分别命名为新种，荷兰的N. L. Burmann认为香橼和柠檬应该分离而各成为一种，苏俄的A. Von Bunge在北京发现四季橘另立为新种。新种渐增，西班牙的M. Blanco、荷兰的K. L. Blume、J. K. Hasskarl、J. E. Teijsmann等开始主张柑橘为多种。然而英国学者依然主张保守的大种主义，甚至有强力否定柑橘多种说之学者。施文氏集世界柑橘于一园，以杂交育成新种，企图藉此改良柑橘栽培种类。他由杂交育种之经验确信现存很多柑橘乃系杂种，认为另给学名而命名杂种是没有意义，所以认为园艺学者宜采取保守主义。田中先生从野生种之发现和设定园艺种之立场，反对限制种数而不合理的合并在他种的大种主义，借着在文献上从源溯流，遍翻林奈氏以前的古籍一直到当前所有柑橘种类有关文献资料，又一再调查世界各博物馆、植物园的腊叶馆里的柑橘标本，更加上实地踏查世界各地现存柑橘种类，从流溯源且严谨推理，终得完成了全球的学者们都认为满意的分类方式，俗称「新小种主义的柑橘命名分类」，发表在Engler和Prantl共着之《植物全科总览(Die naturlichen Pflanzenfamilien ed.2, Bd. 19a, 1931)》，这堪称柑橘分类学史上的里程碑，实不负施文氏贺电中最后之期待。这是台北帝大园艺学教室之成就，也是继承的台湾大学园艺系应该引为光荣的历史成果。根据先生最后一篇题为〈柑橘分类之推论〉之论文，其中列举柑橘种类为165种，并且逐一明记其学名。如果和施文氏所认定之16种比较，新小种主义和大种主义之不同分类法差异非常大。先生认为尚未完整，例如应该还有国内外栽培之不详明种类有待调查，以日本国内所新发现朝鲜代代、大鸣门、瑞松柚三个新种而言，先生仅完成其种之记述(Description)，来不及决定其分类学上之位置就逝世，留给后人解决。田中先生非常了解柑橘种类发现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再来的研究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发现和成果，仅能获得很少收获，他不愿意看到门徒们为此劳碌。因此，大阪府立大学荣退时，不再保存柑橘研究室，交给绪方副教授创设园艺利用研究室。得意门生池田君则推荐到东大博士班进修新科技。田中先生的柑橘分类的史诗时代就此结束，然而一个时代的结束，表示另一个新时代即将产生。池田君现任东京农大柑橘研究室教授，开展辐射线育种之研究。
<< 柑橘腊叶标本 >>
在我心中，田中先生是一个玩弄现代科学魔法的文字痴。今天，这个信息爆炸得令人焦虑的二十世纪末，文字痴可能是制造混乱或垃圾而难讨人喜欢。然而在这世纪初，人类还仅使用文字沟通，还祇利用游轮或火车环游世界的年代，像田中先生那样每次出国开会发表科学论文，调查资料或参观当地的农业研究机构，总是不忘把握机会将他的海外见闻，以客观、理性、冷静的观察分析，运用他独特的文字艺术让自己的生命能量藉其神来之笔，飞翔在国内读者的脑海里，确实是文学和科学的力量结合的极致表现，绝对是炫丽而令人感动的。当然，英雄也得有用武之地。1926年，《农业及园艺》创刊，这份至今仍是日本第一流的农业综合学术性月刊，其创刊号卷首就刊登了田中先生所提供的中国温州蜜橘和日本温州蜜柑的比较照片。其中的「海外记事栏」似乎就是为田中先生而设立的。诸如〈苏俄极东地带的农业研究〉、〈中国东北地方之果树〉、〈英国之果树研究〉、〈第五届国际遗传会议见闻〉、〈对国际园艺会议之两项提案〉、〈瑞士、奥地利之果树研究〉、〈荷兰之园艺研究机构〉、〈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之农业研究〉、〈英国之农业问题〉、〈美国之园艺问题〉、〈美国经济植物之传播〉、〈海外通讯〉、〈印度之旅〉、〈热带亚洲之植物资源〉、〈北美洲之农业和园艺〉等，在那孙大圣飞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般窝在台大系图书馆里的大学生年代，那些都是引人神游的好地方。尤其难得的是先生在文后往往附有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相片旁总有简短而非常感性的文字。例如署明1927年9月20日于维也纳，Schonbrun，伫立在Siebold氏纪念碑旁的先生的相片，有短文如下：「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园艺学会已闭幕，途经慕尼黑、吐利喜洛杉等地转抵此地。尔后，将如同朝圣者巡回圣迹般朝拜各地腊叶馆，并在所有柑橘亚科的腊叶标本上逐一留下自己的鉴定卡。这是向前人研究者所采集珍贵腊叶标本致最高敬意，同时也借此难得机会将自己灵魂也永久刻印留存于地球上。我已在慕尼黑触摸到百余年前Siebold先生在日本采集得植物腊叶标本，令人感觉非常兴奋，想到下次在荷兰的来丁还有机会再见到先生的经典腊叶标本就充满无限喜悦。在维也纳也很高兴能看到田中芳男所留存物。不久，打算重游伊藤圭介、水谷丰文二位先生游学旧地。田中生」。
田中先生是一位谦卑的学者，非常尊敬对植物学的发展有贡献的先人。Siebold氏是介绍日本的植物到欧洲植物界的三个巨人──Kampfer，Thunberg和Siebold之一，田中先生尊之如神明，不久前在长崎纪念他的访日百周年为之立像，还指定其故居为日本的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加以永久保存。因此，田中先生就任台北帝大教授，在「台湾日日新闻」﹝今之「新生报」前身所主办学术讲演就是以「文化史上之植物探索对于富国和美化乡土之影响」为题介绍上述三位植物学者，讲演全文并在该报上连载四日。从这些可以想象得到先生能在Siebold氏所采集植物腊叶标本上留下亲笔签署之鉴定卡之兴奋和喜悦，的确，二位先哲已不在人世间，然而他们所遗留的这些经典腊叶将永存在这世界的一角落，并打印在后人心中。
也许有人会质疑：迢迢千里跑到欧洲，为了精查几片枯黄的腊叶，到底对研究有何助益？大多数从事植物研究工作的学者不否认植物腊叶标本对植物学发展之贡献。然而真正能欣赏腊叶之美者却不多，反而抱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不信，试问当年田中先生倾其十多年的岁月，赖其坚信「留存腊叶标本是研究者对学术所付出之美德」，所采集制作而保存，再和国外交换而收藏在台北帝大园艺学教室中的二万多国外植物腊叶标本如今流落何方？
田中先生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柑橘的纯植物学的问题。因此，以柑橘为题材从事学士论文研究时，即发现日本柑橘种类问题很多，单纯的，例如柑橘种类或品种间的同物异名或异物同名的问题，其次，无非是「日本到底有多少种柑橘？」这样一个看来简单的问题。从植物分类学的立场而言，东方的主要柑橘种类皆由西方人所发现且所命名。发现和命名最重视优先权，发现的依据，博物馆学派的学者坚持植物腊叶标本才是唯一的证据。所以，过去的植物学者不断地采集植物制成腊叶标本，加以命名、记载作为新种发现的依据，然后再藉此进行系统分类的研究。这些腊叶标本分散在欧美博物馆、图书馆或植物园中的腊叶馆（Herbarium）中，清查目录都有困难，检视腊叶标本更是困难重重。但是柑橘种类学上最基本的研究步骤，就是借着检视整理上述过去的腊叶标本和记录，始能继往开来。林奈创立了「二名法」，赋与每一物种一个单独的由属名和种名两部分组成以拉丁文拼成的学名，获得欧洲学者的认同和采用，迄今仍被生物学界所奉行不渝。换言之，有志于柑橘种类之纯植物学研究，必须踏查过去的蜡叶标本和寻觅旧记录，其受过去束缚之重，为其它学科无法相比。
田中先生又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律己甚严，工作上必求尽善尽美。就研究柑橘而言，他要求自己比任何研究柑橘的人做得更多，其它柑橘研究者所究得知识，不但要深加理解也要审批。事实上，先生确实做到了。例如先生发现世界第一流的学者都无法解答现存世界各地之腊叶馆之实况，柑橘类之腊叶标本收藏在那些腊叶馆，过去没有一个人专为柑橘之种属研究历访世界各地之腊叶馆等事时，就准备了二万张腊叶标本鉴定卡，决定访问世界各地之腊叶馆鉴定所有柑橘亚科之腊叶标本并加以记录。乍看之下，这是小道一件，细想则不然。林奈氏以前之古典腊叶标本，柑橘谱学家之记载不仅缺乏统一方法，所使用文字皆为各自国母语，林奈氏以后到1908年，野生植物规定使用拉丁文，1910年以后，栽培植物始可使用英、德、法、义、西等五国之文字。换言之，如果不通晓欧洲多国语文，祇具备腊叶标本学的知识，还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而无功。先生发挥其穷追不舍的精神，巡历了所有收藏柑橘亚科腊叶标本的腊叶馆，逐一检视记录并留下自己的鉴定卡，还留下详细的记录，包括各腊叶馆的概况，收藏腊叶标本总件数，柑橘亚科腊叶标本件数，已往研究者所检视鉴定过之腊叶标本之收藏腊叶馆名，腊叶采集产地等以供后学之参考。上述资料对已往之研究者而言，是一种秘籍，从来没有人公开过的。先生毫无私心全部公开报导在其所主编的《柑橘研究》杂志中。其重要者节录如下：
1. 法国巴黎之Musee d'Histoire Naturelle：世界规模最大之腊叶馆，腊叶总数不下四百万件，柑橘亚科标本约二千件。
2. 英国邱之Royal Gardens：次于巴黎之腊叶馆，收藏腊叶二百万件，柑橘亚科标本约二千件。
3. 德国柏林之Botanisches Museum：柑橘亚科标本约一千八百件。
4. 荷兰来丁之Rijks Herbarium：收藏腊叶总数一百五十万件，柑橘亚科腊叶一千二百三十七件。
5. 瑞士日内瓦之Conservatoire botanique：收藏标本总数二百万件，柑橘亚科腊叶六百八十件。
6. 英国伦敦之Natural History Department，British Museum：主要收藏为古典腊叶标本，柑橘亚科腊叶七百八十八件。
7. 奥地利维也纳之Naturhistoriches Reichsmuseum：收藏腊叶一百万件，柑橘亚科腊叶约六百件。
8. 瑞典斯德哥尔摩之Riksmuseets Botaniska Avdelning：收藏总数约一百五十万件，柑橘亚科腊叶二百七十三件。
9. 瑞士日内瓦大学之Herbier Boissier：柑橘亚科腊叶一百七十七件。
10. 苏俄列宁格勒之Central Botanical Garden：收藏总数一百万余件，柑橘亚科腊叶三百件左右。
11. 丹麦哥本哈根之Botanisksad：收藏总数七十万件，柑橘亚科腊叶四百二十七件。
12. 英国爱丁堡之Royal Botanical Garden：收藏柑橘亚科腊叶五百九十二件。
13. 比利时布鲁塞尔之Jardin d'Etat：收藏柑橘亚科腊叶二百八十四件。
14. 德国慕尼黑大学之Botanischen Garten：收藏腊叶总数七十五万件，柑橘亚科腊叶三百件。
15. 瑞士苏黎世大学之Botanisches Museum：收藏腊叶总数七十余万件，柑橘亚科腊叶三百三十九件。
16. 瑞典乌布萨拉大学植物研究所之腊叶馆：大约收藏腊叶标品五十万件，包括春氏在日本采集之腊叶二万件和柑橘亚科蜡叶约一百七十件。田中先生逐一检视记录。
17. 英国剑桥大学之腊叶馆：田中先生认为园艺学者应参观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约三百多件。
18. 法国里昂大学之Herbier：收藏腊叶总数不下一百万件，柑橘亚科腊叶二百八十件。
19. 意大利佛罗伦斯翡冷翠大学之腊叶馆：收藏腊叶总数不下五十万件，包括很多在中国大陆采集之腊叶。
20. 荷兰乌特雷池大学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二百六十三件。
21. 瑞典伦度大学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约一百件。
22. 德国汉堡大学植物研究所：收藏柑橘亚科腊叶约二百件。
23. 苏格兰格拉斯格大学之腊叶馆：收藏印度采集之所有腊叶标本，柑橘亚科腊叶六十六件。
24. 英国林奈氏学会之腊叶馆：收藏林奈氏拥有之主要腊叶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三件。
25.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之腊叶馆：收藏腊叶总数五十万件，柑橘亚科腊叶一百零三件。
26. 瑞士苏黎世科技学院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四十七件。
27. 法国巴黎之d'Agronomie Coloniale之研究所：收藏柑橘亚科腊叶五十件。
28. 瑞士洛桑大学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二十八件。
29. 瑞典斯德哥尔摩之Bergianska Tradgordon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二十三件。
30. 美国华盛顿之国立腊叶馆：收藏腊叶总数一百五十万件，柑橘亚科腊叶七百五十件。
31. 美国纽约植物园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五百三十二件。
32. 美国芝加哥之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收藏柑橘亚科腊叶约一百件。
33. 美国波斯顿哈佛大学之Gray Herbarium：收藏柑橘亚科腊叶四百一十件。
34. 美国Jamaica Plain之Arnold Arboretum：收藏柑橘亚科腊叶六百零二件。
35. 美国华盛顿美国农部之Economic Collection：收藏柑橘亚科腊叶二百三十一件。
36. 美国加州柏克莱加州大学之腊叶馆：收藏施文氏所寄存柑橘亚科腊叶约三百件之外，另有馆藏柑橘亚科腊叶四百三十六件。
37. 美国费州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之腊叶馆：收藏腊叶总数约五十万件，柑橘亚科腊叶五十一件。
38. 印尼爪哇之Plantentuin Buitenzorg之腊叶馆：收藏腊叶总数约七十万件，柑橘亚科腊叶约六百件。
39. 菲律宾马尼拉之Bureau of Science Herbarium：收藏腊叶总数约三十万件，柑橘亚科腊叶约九百件。
40. 锡兰Peradeniya植物园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约二百件。
41. 日本东京帝大理学部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约一百六十件。
42. 日本北海道帝大农学部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十五件。
43. 台湾总督府台北中央研究所林业部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约二百五十件。
44. 中国广东岭南大学之腊叶馆：收藏柑橘亚科腊叶约三百件。
田中先生遍访了收藏有柑橘亚科腊叶标本之世界上四十余主要的，也几乎是全部的腊叶馆，为所收藏柑橘亚科之腊叶标本完成了空前绝后的户籍总校正。据我的估算他所带二万张鉴定卡至少使用一万八千多张，每张约二公克，带在身边一起旅行的鉴定卡片总重量就约四十公斤。这不是苦行僧吗？上述腊叶馆里的柑橘腊叶属于林奈氏以前的古典或经典腊叶，有的祇有采集地、采集日期和采集人或制作人姓名，尚未经过植物鉴定者，即使是林奈氏以后，甚至近代采集的腊叶也不乏学名记载错误者，先生都逐一检视矫正厘清并附以一张鉴定卡（如附件）。
附件：田中长三郎先生之柑橘亚科腊叶标本鉴定卡
DET. Tyozaburo Tanaka.
Revision of Citrateae.
No. 1928
( 雏 形 )
田中先生详细研究过所遍历腊叶馆之管理状况，发现有独立的国立腊叶馆，有属于自然科学博物馆，有附属于植物园或大学研究机构的，各有其长短。先生认为宜由植物园、博物馆或图书馆共同管理，当时先生身为最高学府台北帝大之图书馆长更有自信经营管理，所以他在园艺学教室里找来陈贵先生协助制作植物腊叶标本，每一百件为一组，和国外的腊叶馆进行交换，十年下来收藏了海外植物标本约二万件已如前述。但先生的雄心是在设立收藏柑橘腊叶之特聚馆，其科学价值更高。其建筑物要耐火耐震，也要特殊金属制容器。柑橘类标本采集调制上最重要的是忠实于实际植物材料，说来简单，其实不然。因为柑橘类之果实很难处理。田中先生最称赞已故郭华秀氏所制作腊叶，他将文旦整个果实干腊贴付台纸上保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园艺系馆正门回廊上有些当年田中先生所留存柑橘类果实干腊标本，据说若干年轻教授嫌其老旧主张废弃。呜呼哀哉，这祇能视为历史之无奈吧？田中先生收藏柑橘腊叶总数二千余。无论质和量皆超过世界第一流之腊叶馆，诸如巴黎之自然科学博物馆、邱植物园、柏林植物博物馆等之腊叶馆。可惜田中先生最得意的世界第一的柑橘腊叶标本，当时找不到专馆建筑经费捐助者，日后和上述其它植物腊叶标本一起走失于园艺系之外。真是卞和泣璧，莫此为甚！其实，还有使田中先生死不瞑目的是四十余册柑橘亲笔素描画册所托非人，全部在台湾光复后从台北地面上消失不见！田中先生说若能再生也不见得有机会来完成这些工作。对先生而言，真是情何以堪？
世界各地之腊叶馆里检视柑橘腊叶标本后，最辛苦的是柑橘亚科学名之鉴识校订，这也是田中先生在柑橘植物种类学和分类学上以世界之最高权威学者身份所遗留给柑橘学界之最大贡献。从学术立场而言，原则上植物之正名（Valid name）唯有一个且限为一个。植物学名之命名有多项严格的国际规定，正名必定要符合该规定中属于1753年以后最早的名称，换言之，还有名称优先权（Priority）。园艺植物之命名规定，原则上也要遵守植物命名规则，但另有杂种、变种等相关之规范。总之，名正言顺在科学上还是很重要的。
柑橘命名上，除必须要充分的文献资料和标本之准备外，田中先生认为必须列举所有同物异名(Synonym)、原有记载、俗名、原标本(Type specimen)收藏地或代表种产地、园艺产业上的分布、命名人记载和其标本采集以及保存地、研究记录和时期、图谱和相片等才算完整。柑橘学名在改名时，自然要恪守上述条件外，另有若干改为新名之规范。举先生研究最多的温州蜜柑为例，《东大植物园草木图说》(1886)所记载学名Citrus japonica可以说是学术上最早的正名，虽有图谱却缺少记述资料。更成为问题的是上述学名为金柑的异物同名(Homonym)，植物命名学上自然无效。田中芳男在其《有用植物图说》(1891)中改称Citrus nobilis L., var.认为是变种，但未赋予变种名称。《小石川植物园草木目录》二卷(1877, 1881)中记载为Citrus sp.不赋予种名，《东大植物园植物目录》(1887)中记载为Citrus Aurantium, L. var. nobilis。牧野富太郎校订《植物图谱》(1917)中更称为Citrus Aurantium, L. subsp. nobilis Makino var.也是缺少变种名称。田中先生在《日本植物学杂志》(1912)上新创学名为Citrus nobilis, Lour. Subsp. genuina Tanaka var. Unshiu Tanaka。但施文氏(1914)误为牧野氏所命名而另赋予新名Citrus nobilis Lour. var. Unshiu Swingle。田中先生在学术自由气氛下，发挥探讨分类命名的新思维，从不同角度提出见解，绝不曲意附会师意，认为温州蜜柑没有作为Citrus nobilis的变种理由，应视为园艺种(Horticultural species)而发表于华盛顿植物学学会上，翌年再报告于《美国遗传学》杂志中，更在罗马《国际农业学会杂志》(1923)上正式改名为Citrus unshiu Hort.。一再坚持温州蜜柑应提升为独立种，可见先生择善固执之一面。然而不久田中先生在苏俄《Sochinsk州立以及Sukhum乡立园艺及农村经济试验场报告》第5卷(1921)中，发现该Sukhum植物园园长B. B. Marcovitch也认同温州蜜柑为独立种，并命名为Citrus unshiu(Makino)Marc.事实上，牧野氏从来没有用过unshiu这变种名称在温州蜜柑的学名上。换言之，Marcovitch所使用新种名unshiu的命名者不该是Makino，虽然是误谬而引起，还是应为Swingle。根据命名之优先权，Marcovitch发表在前(1921)，田中先生在后(1923)，正式附上记说资料制定温州蜜柑之学名为Citrus unshiu(Swingle)Marcovitch。不再坚持自己所命名之Citrus unshiu Hort. ex Tanaka。田中先生对于柑橘学名所持严谨态度，可以从每一个柑橘种类的学名探讨研究上，窥见其客观且公正的科学精神。先生在腊叶馆里每一柑橘腊叶标本上所添付鉴定卡里的学名鉴识校订就是根据这些先人报告文献上彻底研究之结果，先生谦称续貂之作，其实何止如此！
田中先生一向认为研究学问，终究目的为谋求人类福祉。就柑橘学研究而言，虽然偏爱纯植物科学而罕见从事栽培方面之研究。但是一有回馈柑橘产业之机会，再忙碌也责无旁贷。例如第一届日本九州琉球联合园艺产业促进会在1929年12月12日至16日于长崎市举行。先生知悉该会中有国内外柑橘展览会，立即以台北帝大理农学部参展，将其辛苦收集之全世界柑橘腊叶、原标本照片、图谱等全部出笼，会场陈列皆由先生一手规划，按照先生编篡之柑橘分类表排列，尽量附上俗名和原植物新鲜标本以助现象之理解，同时以园艺学教室制作「世界柑橘贸易图」大海报，由先生亲自在会场担任解说，会期中还以「柑橘产业之科学基础」做专题演讲，强调柑橘引种改良对发展柑橘产业之影响，科学上充分了解柑橘种类真相之重要性，研究结果所获得之科技新知对柑橘产业之贡献等。先生对柑橘知识之推广普及非常用心，更重视他的读者和听众，诚心诚意地想要争取更多对他的学术研究能产生共鸣者，想把自己多年来不辞辛苦搜集得到的世界第一流的柑橘所有信息和资料介绍给关心的人。先生像一个布道家，从头到尾讲解，带领那些孺慕者入柑橘研究之门，先生除了自己努力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之外，也想培育一流的下一代。先生这种举动怎能不感动人心，产生完美的互动？先生最感到安慰的是这次日本柑橘界有史以来的最大资料展，让诞生不满周岁的台北帝大理农学部园艺学教室一鸣惊人，同时也让那些腊叶标本和图谱资料等扬名显亲，熠熠生辉。先生也尝到了耕耘之后的收成乐趣。
<< 国之博士 >>
1930年，对田中先生而言，确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先生身兼校园规划校舍筹建委员，园艺学教室包括在内的农学教室(现在的园艺系馆)正在兴建中，先生开始执笔他的博士论文《温州蜜柑谱──特别是起因于芽条变异所发现之新变种有关研究》。先生文笔隽永且有语文天份，写论文向来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这一本后来在1932年出版的博士论文《A Monograph of the Satsuma Oran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Occurrence of New Varieties through Bud Variation》，厚达626页，另附53 图，翻开来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据田中谕一郎大师兄说，那还是田中先生毕生的大事业，六百余页的英文草稿全部是先生亲自一个字一个字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我好象看到先生正坐英文打字机前面，祇用两根食指快速地打字的背影，真摰而严然不可侵犯。先生深知学术有是非优劣之别，自己以日本本土材料温州蜜柑所研究而得知识体系，更应接受国际学术界的严格检验。虽然，博士论文是要提到母校东京帝大申请学位，本来可以用日文书写，他却选择不辞辛苦地英文撰写。第一章，从中国温州府的乳橘谈起，比较和日本温州蜜柑之异同。最后的附图就是学生都眼熟的先生那一粒粒温州蜜柑果形的素描。 很难猜想先生一生里到底这样绘画了多少个柑橘？上千万个吧。单是这本博士论文里就绘画了二千个以上。看到先生在黑板上一笔一笔勾绘柑橘果实，有几次真发生错觉，以为它会从黑板滚到手掌里，先生的橘子画得非常逼真可爱。这论文果然是呕尽心血之大作，据谕一郎大师兄说，先生完成论文后积劳成疾，在北投温泉旅馆里整整疗养了一个月。先生在撰写博士论文之余，早已准备为《农业及园艺》月刊写稿，〈园艺讲座柑橘之研究〉自元月开始连载，每月一篇共连载了十七个月，日后成为先生之名著《柑橘之研究》的骨干。先生说本来是可以拒绝的，实在太忙。祇是养贤堂主及川伍三治君那么热心而且有诚意，很难开口说不。同时先生也很想就柑橘的各种问题做科学的批判(Critique)，将来希望能执笔写欧文的柑橘论，就当准备草稿写了些独创的东西。五月，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授与先生名誉会员荣誉。田中先生好高兴，在所提出博士论文著者官衔之后，还特别加上去──Honorary Fellow of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London。如果没有记错，先生当是首位获此殊荣的日本园艺学者。两年后先生获得东京帝国大学授与农学博士学位，结婚时之约法三章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博士论文日后为先生带来更崇高的荣誉。1933年8月3日，先生因此获得日本农学奖，这是日本农学界最高奖章。
先生在学问之探索中，是特别具有人文关怀的标准爱书痴和藏书痴。今天，计算机科技的发展，让已往皓首穷经的读书人，如今看来好象虚掷太多光阴在求索古籍中。田中先生笃信爱书可使国家致富，谁能拥有最多的书籍，就能掌握最多的无形资产。先生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最羡慕的是King’s Library中所藏的六万五千部图书和二万部小册子以及Bankshans Room里所收藏一万五千册古籍。先生爱书不落人后，但也差一点因自惭形秽而断了藏书的念头。先生深信天然资源之开发，增进国富并不是政客在桌上规划就能达成，而是翻读万卷书追溯研究先人伟大事业，然后引进国外动植物资源，加以驯化、育成、利用才是最聪明而实际的方法。所以还是投入万贯家财收购P. Bubani、E. F. Nolte、Otto Penzig和L. Wittmack等人藏书，开启今日「田中文库」之大门，其中经过详见本校图书馆编撰文库入藏经过一文。先生文字向来纹理清晰思路透明，特别是重要事件人名、年代必定交代一清二楚。然而唯有如何收购上述欧洲私藏秘籍，何时何价，如何搬运，甚至总共多少册等全部清单资料，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详加介绍过，一直是个谜题。我访查过同门师兄，甚至请教先生大公子丰三郎兄都得不到确实信息。我想厘清这团迷雾，遂按图索骥，从头开始重新细阅先生之相关著作，却完全陷溺其中不得动弹！幸而发现先生亲笔墨宝二纸：一为「园艺秘籍，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园艺学教室」，另一为「展览各书不啻为本邦唯一秘籍，学术上属于稀有善本乃研究上不可缺者，附属图书馆长园艺学讲座担任田中长三郎」，再燃起解谜之勇气。虽然二纸上未明载日期，但先生显然为那些私藏稀觏古籍公开展览过，必定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从中推求，终于解开此谜。先生流连忘返于大英博物馆时，也就是1928年6月以前，确实尚未拥有 Penzig氏藏书，而且Penzig于1929年逝世。先生于Penzig氏逝世后收藏的可能性较高。其次，先生的著作和讲演里引用所收藏古籍最多的两本着作《柑橘之研究》和《泰西本草及本草家》，分别在1933年和1931年出版，另有两篇演讲「林奈氏以前的植物学有关划时代之进展」和「爱书与国富」，则分别于1931年2月7日和1933年5月7日举行。换言之，先生在1931年2月前详读过当已入藏。我推测最少也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才能详阅笔录上述著作和演讲里所需资料。直言之，必定在1930年后半时，即可能在先生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前半年先生为园艺讲座《柑橘之研究》连载的六篇文章里完全看不到该古籍之影子，例如1930年2月和3月连载的第二讲〈柑橘类之传播〉和1931年3月发表的柑橘种类学讲义〈柑橘史学〉里「各种柑橘类之传播」，其内容相似，但后者增加引用所收藏文献资料。1933年初所出版《柑橘之研究》，和原先在1930年1至6月间发表相同内容文章比较之下，可发现前者不仅大量引用，甚至说有意展现所收藏稀觏善本也不为过。1932年11月于柑橘种类学讲义中特增〈柑橘书志学〉一章，介绍柑橘之古典和柑橘学中世期文献等，显示先生已研读所有收藏之柑橘古籍并逐一介绍。据上述再按时间前后推算，先生在1930年后半接触或入藏Penzig等人的藏书之可能性最大。
1931年次子诞生，先生以「裕」取名，深信先生藏不住内心的富裕感觉，爱书痴终于如愿以偿获得至爱至贵之稀觏古籍成为藏书家。遥想先生当年坐拥书城而手不释卷之情境，必定如痴如醉，岂是一个裕字了得。
先生了解古代欧洲本草学之后立即着手研究东方之古代本草学以为比较。据师兄所述，从1931年4月起，研究室里搜集很多中药标本，午餐会时之话题经常围绕在陶弘景、李时珍等中国本草学家。台湾研究本草之权威学者那琦氏在主持台北医学院之中国药物研究时，曾经为考察本草版本访查台湾各大图书馆之本草藏书，发现在台大园艺系图书室藏有三百余年前日本刊本之《新刊本草纲目篆字本》，以及相关古籍之《救荒本草和刻本》、《佩文斋广群芳谱》等珍藏。当是那时候留存下来的，可知从本草又涉及有用植物学之研究。1930年底创立台湾园艺协会，出版月刊《热带园艺》。第一卷第一期于1931年1月27日发行，先生在卷首以〈台湾园艺之理想〉为题致贺，由园艺学教室负责编辑，对台湾园艺之普及发展有莫大贡献。该杂志里设「海内外园艺综揽」，由田中先生监修，园艺学教室师生负责摘译或摘录国内外园艺科技文献等编辑工作，鼓励学生阅览期刊杂志，培养吸收国内外园艺科技新知之能力。《热带园艺》和《柑橘研究》成为先生教学、研究和推广服务之双翼，前者出版十一卷，1944年田中先生从台北帝大荣退后，因大战末期物资缺乏而停刊，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出版十卷，由于田中柑橘试验场园主去世，田中先生身为场长远在台北，大战中分身乏术，1941年后停刊。战后复刊由半年刊改为不定期刊，现由田中先生门生成立「田中柑橘记念会」维持刊物，近期内将出版第16卷。
1931年，淡淡的三月天，台北帝大第一届毕业生四十六名走出校门，分别为文学士二名、法学士十二名、理学士六名和农学士二十六名，其中包括专攻园艺者六名。本省籍者寥若晨星，仅有柯设偕(史学)、钟德钧(法学)、徐庆钟(农学)、刘兴文(园艺)和蔡雨泽(园艺) 五人。时运不济，命运多舛，从1929年由美国经济衰退所引起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尚未退潮，再加以世界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百弊丛生，一毕业就失业了。家有产业的，尚可归乡偷生茍活，真正找不到职位的，田中先生以月薪五十圆留下六、七名做为副手，协助《柑橘研究》和《热带园艺》之编辑，一直到就业为止。先生坚持「学生如卵，余翼而长之」的理念照顾学生。第一届毕业生的渡边正一先生(香川大学名誉教授)回顾当年说：「家有妻子，真不知如何是好？幸而先生多与照顾，有时还将自己在《农业及园艺》所得稿费交给他，甚至借口要编纂园艺辞典给他抄录工作而付工资等贴补渡过难关，真是卵翼之恩，一言难尽。」先生在九州大学执教时之早年学生荐田快夫在香川县从事水稻试验研究，遇到寒害降低产量问题，先生鼓励并支持他藉产期调节避开寒害之栽培，研究成功后更协助他申请博士学位。先生说：「学问之进展过程，除去有公开之义务外，还有向世界发表之责任，一星期内以日文写好，下星期替你英译。」果然，一星期后先生莅临，从早上六时到深夜十二时，除用餐时休息十五分之外，不断地英译打字，第二天打字到清晨一时，第三天，还是从上午六时开始工作，下午二时完稿交给他，并说最近难得工作地这样充实愉快，一再向他言谢，害得这位学长不晓得如何是好。他告诉我们：「先生是真正的教育家，更是爱护学生的人师，同时，又是彻底努力奋斗的大学者。」我们深有同感。先生的爱心与援手，完全是对学术理想的追求以及道德理念的坚持，根本不在意一般社会的习俗，祇重视人类内在心灵的成长、转化和升华。一般的研究工作者把撰写研究报告当作自己研究工作的终结，自扫门前雪都来不及，那能顾及别家的屋上霜？先生却不然，不单是自己的每一篇论文或理论修饰到完美的境界，以日文撰写向国内学术界报告，还要以欧美语文公诸世界请求批判，最后还改写成通俗语言介绍给学术界外之一般大众，用心良苦。连同学生的一篇优秀研究结果，都能无怨无悔的努力工作三天加以翻译，如果不是为探索真实的学术、真正的人生，那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 台北帝大黄金岁月 >>
台北帝大在田中先生规划之下，红砖筑造的图书馆(295坪，现在的总图书馆旧馆)，二层楼的砖造腊叶馆(146坪，现属植物系)，二层楼的红砖农学馆(730坪，今之园艺系馆)，玻璃温室(192坪，旧温室群)，果园(园艺分场，旧址现属管理学院)、苗圃(基隆路与罗斯福路交叉口，现推广教育中心)、植物分科园(现为管理学院图书室与台大幼儿园)等陆续完成。奠定了今天园艺系的基础。今天校园周围那些高大白千层常绿乔木，干皮具有木栓层，老化成薄片，学生们常好玩地用手剥离，层层剥落而呈灰白色树干，就是当年先生认为适合本省风土气候，耐风及耐湿力强，建议栽植的庭园树。战后，先生再访本校，最高兴的就是看到长成三层楼高的一排排白千层巨树。
饱受经济危机的社会，自然会引发国家政治之动荡。大正年代的自由社会风气，进入昭和年代后受到反弹。国内经济政治骚动不安，侵蚀民众对于自由的信心和需求，军国主义的掠夺者由蚕食而改为鲸吞弱国。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发生，演变成中日战争。1939年秋，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引火燃起。1940年，日本扩大庆祝开国二千六百年纪念，加速了军国主义之膨胀，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对英美宣战，该来的终于来了。战争是园艺文化的终结者，虽然蔬菜是日常食用必需品，水果是营养必需品，但是多半视为奢侈品，花卉、造园更不用谈了。农业生产、增产的唯一目标转移在粮食之供应上，顺便夹带蔬菜生产，进入战时经济统制时代。
台北帝大学术研究之制空权不可能操在学者的脑海里，很不幸的完全落在大日本帝国陆海空军手中，大学的命运任军方摆布。理农学部配合国家至上之要求，展开东南亚资源之调查、开发和利用相关研究，成立南方资源科学研究所。教授们为因应战时军事动员之需要，祇有改头换面或自求多福去了。台湾的农业生产，蜕变为军用和工业原料作物的积极增产，俨然成为日军南侵军粮补给基地。可真是苍天无德，从此历史灾难降临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生以植物资源之开发利用为其研究对象，到印度、香港、中国大陆、菲律宾、海南岛等地调查可利用植物资源，引进柑橘、橡胶、可可、胶虫等。又身兼日本拓务省顾问、南方资源科学研究所员、技术院顾问等职，以〈东南亚热带植物资源之开发利用〉为题，仍然经常发表其调查报告或宏观的资源论。其中较重要者为《农业及园艺》中连载之〈南方植产资源论〉，自1941年起连载一年又半，共十八篇，以及《台湾农家便览》第6版中所介绍之〈热带有用植物一览〉（1944年），后者为先生在台湾所发表之最后一篇资料。1944年，先生还历自台北帝大荣退归返日本。先生在学术生命高峰之际离开台北帝大，无论是对于台北帝大或先生个人而言，确属大损失，引发无数喟叹。翌年三月，台北帝国大学授与名誉教授。台湾光复后不久，先生私人藏书入藏台大图书馆，详见图书馆相关资料，不另赘述。
先生在耳顺之年离开台北帝大，当然并不代表绚烂的学术事业的终结，只不过是爬过了台湾的最高峰玉山而已，还有一座座山峰等待征服。我猜想也许先生已知微旨，日本败战已不过是时间之问题，站在高峰之巅回顾在台北帝大的学海前尘应无所憾然。先生利用身兼海军顾问之便先归日本寻找生命之第二春，先为东京技术院顾问，在资源研究室工作。不久担任千叶农业专门学校(现千叶大学园艺学院)兼任教授。果然，翌年大战烽火熄灭，日本历经有史以来所未曾有的大变局，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殖民地尽失，因此师母和二位公子以及庞大的藏书来不及迁回仍留在台北。美军占领日本后发现日本日常食用的新鲜蔬菜仍然利用人畜的排泄物为肥料，立即改用水耕自行栽培。驻东京的美军第八军团在调布设置水耕农场，聘先生为最高顾问，并兼水耕学校校长。据说在美军军人场长下经营水耕农场非常辛苦，台北帝大的第一届毕业学生渡边正一(被台湾菠萝界称为「菠萝之师父」)也被调来服务。常听先生说：「台北时代最好！」可知在战后这一段扰攘岁月里，先生内心深处的种种情结还离不开台北帝大。然而先生对于水耕栽培非常投入，还写了水耕之诗，可见先生是永不被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所吞噬的强者。翌年，盟军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简称GHQ)聘先生为天然资源局顾问，利用先生在天然植物资源方面的长才，为战后缺乏资源的日本寻找对策。先生也藉助身为顾问之便，大量搜集美国农业的现代科技资料文献等。
<< 重建日本农业 >>
1948年5月，转任东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系之兼任教授。翌年四月，改聘为农学系园艺学研究室主任教授。东京农大被美军机炸毁，借用世田谷地方之陆军兵舍复校，除了桌椅之外，空空如也。先生就任后立即将所有自己留存日本之旧藏书搬到研究室，门口挂了一个「农业文献中心」的牌子开放给学生阅读，同时利用盟军占领总司令部天然资源局之人缘关系，从美国农业部和各试验农场取得出版物，积极从事研究室之兴建、附设农专园艺科之创立、农学研究所之设置等工作，对于东京农业大学之复兴贡献很大。研究方面，先生倡导果园草生栽培、等高线栽植、水土保持之重要性，一反台北帝大时代之研究作风，重视实际栽培生产，主要是战后日本资源短缺，有快速复兴农业生产之必要使然。为解决粮食之缺乏，先生在农产加工方面，还申请文部省研究经费补助，从事甘藷之人工稻米制造研究。虽然，由于工程中之制粒机不理想而失败。但设备齐全之研究室，日后得以发展成为食品分析研究室。先生强调农民组织和山地开发之重要性，寒假期间带领学生下乡，在茨城县筑波郡、真壁郡、新治郡等乡村里指导如何组织农民团体、开发山地栽植柑橘、板栗等，并详解水土保持之方法。这项活动范围还扩展到大阪、和歌山、奈良等关西地方。在农业部经费支持下，利用大阪府坚下地方之山坡地种植绿肥，藉草生栽培防止葡萄果园之水土流失。设置葡萄品种标本园于校内未开发利用地，园艺利用学之加工实习里还指导葡萄酿酒、香料植物和油桐之利用，更指导研究室里参与论文研究的学生组织四健会，积极加入农村工作，例如养鸡、试植壳果类新兴作物、举办学生和农村青年之间的农事讨论会、带领学生在茨城县筑波山麓农村民宿一星期让学生了解农村和农业生产实况等，一改过去在台北帝大之专注纯理论科学研究，配合日本国情之需求专心投入学术和实务之结合并积极推动，好似脱胎换骨令人惊讶！但先生能维持充沛的精力，生龙活虎般地带头冲锋工作的精神却完全不变，绝不像是退休后做业余奉献的老人。
这一段期间里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四健会里的一群淘气的学生将先生心爱的随身携带的英文打字机拿去卖掉而换酒用光了。一直到1962年先生在大阪府立大学荣退时，拟出书《Citrologia》募集出版费用，当年喝掉打字机的学生们支持最多，先生才明白是那些人做的好事，已经过了一轮地支之后，传为佳事。先生在战后工作上所表现胜人的见解和领导能力，迄今让东京农大人难忘，也让人津津乐道。因为他们从此充满勇气和希望，在战后失落中拾回另一种成长的信念。先生用心耕耘，虽然在东京农大任职短短五年，可谓收获甚钜。先生付出心血所创立的研究室，现由同为大阪府大关门弟子之一，池田富喜夫教授接任，从事柑橘辐射线育种研究工作，崭露头角，有本有源，不容不信。
1954年，先生应大阪府立大学之聘转任农专教授。台北帝大时的中村三八夫副教授，当时在大阪府大任职间去世。两个月后，先生改聘为大阪府大农学院园艺学系第二果树研究室教授，兼任附属图书馆委员。
<< 关门弟子 >>
1952年，我从建中毕业，毕业典礼在六月十四日举行。翌日是虚岁二十生日，成人了。也遇到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刻，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一天，面对台大的招考新生公告，决定了以台大园艺系为第一志愿，也是唯一的志愿。跌破了建中老师和同学们所有眼镜，成为建中唯一报考园艺系的毕业生，自己却是理性十足。难怪被同学评为「红尘万丈焉得不狂」，真是人不轻狂枉少年。那年，大学之道，非常狭窄。台大是唯一的大学，园艺系也是仅存的一系，别无分支，据死党说那是死路一条！由于各大专院校独立招考，尚未联招。台大摆明国文、英文、化学和生物四科合计二百分以上录取，我倒觉得单纯而轻松。因为身为建中人已使你拥有比别人更为优厚的成功条件。那知差一点阴沟里翻船，一直到中国广播电台放榜播报，才知道台大农学院应考一千六百余名，仅录取二十六名，录取率低于医学系。我唯一机会所系的园艺系殿后唱名，也仅录取三名，幸而榜单唱名中出现在倒数第三，始如释重担，从此认真筑起园艺之梦来，迄今未醒。当然，筑梦之前毫不知有田中长三郎教授之存在，筑起梦来后，也没想到日后他会成为影响自己最大的长者之一。我曾经在敬悼陈贵先生的祭文里说过，如果人生过程中，要举出一位影响自己最大的长者，我会毫无犹豫地说出，那就是陈贵先生。陈贵先生是田中先生是首创园艺学教室时，中村三八夫副教授和田中谕一郎助教三位教员之外的职员，成为园艺学教室到园艺学系之间，整整半个世纪来最珍贵的桥梁。陈贵先生从十五岁起学自田中先生那渊博的园艺知识和技术，再加上极其健谈有乐于教人和助人的长者风范，自然成为陈贵农场(正名为「台大农事试验场园艺分场」)的中心人物。虽然陈贵先生的职位是技士，却是传道、解惑的好师长。从他的口里不断地出现「田中」长、「田中」短，我不得不注意这位谜样的人物。不久，发现陈贵先生所说的「田中」竟是三个人。当陈贵先生简称「田中长」或尊称「田中先生」时，那是指田中长三郎教授本尊；当陈贵先生祇指姓道名或云「谕一郎先生」时，那是指田中谕一郎助教；另外一个田中出现的机率不多，通常会加上一个「娘」字，即「田中娘」，是指田中教授的助理小姐。我发觉陈贵先生头上的光芒是来自田中长三郎教授。其好奇好学好书也是深得田中长三郎教授之真传精髓。
初识田中长三郎教授，自然是在园艺系那小小的图书室里。刚入大学，篮球场、陈贵农场和系图是我经常流连忘还的三个地方。篮球场是旧识，农场和系图是新欢，自然时间的分配比率就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园艺学识上的求知欲最旺盛时候，不久就和系图结了不少善缘。系图窗明几净又很安静，每发现一本好书如同一见钟情，总会目眩心迷，常有欢娱嫌日短之感。图书馆的李瑞雪小姐开始时，对我说：「图书室只我一个人看守，有事又不能出去，刚好你在，帮我看一下。」往后，只要我在就借口溜出去，最后，给我一把钥匙下班赶不回来时，替她收拾善后关门。寒暑假时，更是不知道她在上班还是我在上班。四年下来，也有不少的收获。毕业那一年，学士论文规定要缴三册，不像现在可以用计算机打字，列表机印出来，要几份就有几份，连复印机都不存在的年代，祇有手抄一途，自己一手恶笔实在上不了大雅之堂，幸赖李瑞雪小姐自告奋勇代为抄写，始克完成。我在卷首还特申谢忱。看来，还是我占了她太多便宜。当然，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满书架的抽印本，著者全部是田中长三郎教授一个人。每读一本好象航海在大洋里，到处可以发现蓬莱仙岛，甚至登上新大陆，所以愈看愈上瘾。每看完一本就有充实和成就感，如醉如痴。那种喜悦，真是无可替代。食髓知味之后，暗地里许愿，要看尽田中教授所有的著作。这种愿望过去在龙山、三峡和山脚国小，甚至建中的图书馆里都许过，而且很容易完成，日后在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著作上也用过，一样不难达成。唯有在田中教授身上，这个愿望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狂妄得不自量力，恐怕一生都无法做到的。不过当时的雄志，又岂能让人轻易忘怀？想起法国诗人葛蒂耶，他能一生将生命的激情消耗在美的追求上，多幸福！也许我也不该放弃那无边的梦幻。
田中先生对台大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在台北帝国大学时期担任图书馆第一任馆长。今天，本校图书馆搜藏丰富之图书资料，可溯自台北帝国大学时代，田中先生非常爱书，真正认识书籍的重要性，本身已立志成为藏书家，更常梦想在东方也能拥有像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那样搜集庞大藏书的机会。让他担任草创时期从无而起的第一任馆长是非常合适的机会。特别是他当时已走遍四十余所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研究过半年，也修过图书馆学，这项兼职对他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祇要财务上能解决，就成功了一半。好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时，好象并不计较预算那种财务上的芝麻小事。因此，先生积极搜购藏书家藏书，致力搜集各科学术的重要著作出版物，以一百万藏书为目标规划，先兴建书库为日后之总图书馆完成奠基之大功。当年，先生的理想是图书馆之外，能兼营植物腊叶馆，他认为腊叶馆应由图书馆和植物园共同经营管理较宜。台北帝大成立时，先生身兼校园规划委员，自然，主张同时兴建图书馆、植物腊叶馆和植物园，并得一一实现。可惜，后人无法发扬光大其愿望。
例如台大总图书馆的任务应着重于供应学术研究，而非一般阅览。然而我在大学时代所见过、认识或熟习的总图书馆，是提供阴凉的阅览室，学生来图书馆是占座位、背笔记做功课的，而非利用藏书，借阅参考书的所在。到了考试时期，更是拥挤的一席难求，如同日后南阳街的补习班。根本看不到学生自由自在地在书架之间徘徊，享受触摸一本一本光亮的书背之快乐。真是想利用藏书的，先得翻箱倒柜查阅目录卡片，从书名推想内容，再填卡片，请管理员代找，抱上来的是发黄、沾满灰尘不敢近摸的书籍。总图书馆渐渐变成了杜鹃花城的点缀建筑，学生知识的来源久而久之，局限在各个系图书馆里的本系的专业性书籍，眼光愈来愈短小，总图书馆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让学生错过了阅读许多宝贵书籍的机会，入宝山而空手返回。但愿新图书馆的成立能补救此项缺失，让学生和学者一有空闲就乐于消磨在图书馆里，徘徊在书架之间，享受观摩一排一排琳琅满目的名著的快乐。则田中先生当年的愿望足矣。
让我的思绪再飞回1950年代中旬吧。当时台湾无论政治或经济都看不到一点曙光，真正是前途无亮的时代。大学毕业就是失业，唯有的一条路就是奔向国外，美其名曰「留学」。大学毕业之后，虽然可以参加高考和就业考试这两项政府举办的国家考试，榜上有名也不过是得了安慰奖，画饼充饥而已。再说，当年的高考是按省籍分别录取名额，对考生多的台籍非常不利，又不想做官，何苦来哉。因为政府各单位严守人事冻结，几乎不可能有工作机会。在学政治的人不敢从事政治活动的年代，大学毕业后有志者便纷纷弃国而出走新大陆。大概是怕走光了，教育部每年举办留学考试加以控制，当年的留学考试祇分为留美和留日考试。都是自费留学考试，考取后自行筹凑旅费，男生服完兵役就可以走了。当年，美国是个大富翁，大学研究所里多的是奖学金，一年三、四百美金不等，台大毕业生祇要申请几乎人人有机会，甚至可以申请几所研究所比较奖学金的多寡再决定去处，所以几乎留学就是留美。留日的少之又少，因为留日是真正的自费留学，日本的大学没有一所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给外国留学生的。大学研究所也不欢迎边工边读的研究生，常以不打工作为进研究室的主要条件。日本的生活费用当时大约是台湾的数倍，对一般学生而言，留日并不像留美有如奔向天堂，反而好象是服兵役选择海军陆战队一样，自讨苦吃。
留学几乎都是在服一年半预官役时决定的。眼看着从建中初一以来的老朋友，老死党一个个决定留美，剩下我没做任何宣告，也是老死党之一的俊明老弟问我要不要陪他一起到东大，因为他留日的爸爸一定要他去日本，而且指定东大，他找不到伴。我一口答应，好吧，陪公子游日去。当年我对美国没有一点好感，主要是美军机炸毁了台北，同时把我小孩时候的梦和理想随着大战的终结全部破坏，中学生时代可真恨死了美国，自然，不想到美国去。没有想到我开始准备参加自费留日考试后，小老弟为色背友，因为他的未婚妻坚持要他留美，临时变卦参加自费留美考试，也申请到奖学金，不可能去日本了，我祇好孤军奋斗。自费留学考试及格者，当年还有机会参加政府公费留学考试，日本的公费留学是由文部省提供若干名额，以前几乎没有公开招考过。然而1958年，老天怜我，竟公开招考，有资格者限三日内向教育部报考，初审由教育部笔试和口试，复审由日本文部省举行，被录取者翌年三月入学，由日本文部省推荐到所志愿的大学，奖学金是每月两万圆日币，相当于当时一般大学生生活费的二至三倍。机会难得，本人过关斩将，竟然获得首榜。终于可挺胸留日去也，而且经济上还可以携带女友，让她陪公子上京去，可真乐极了。
我第一次见到田中先生，就是这年冬天十二月二十四日。算来从陈贵先生口中和系图里初识到心仪田中先生已有七年，一直以为无缘相见，现在竟有幸在台大陈贵农场与他相见！那种欣喜、感激和感动，实在难以言明。这让我不禁想到缘份这两个字，人的相遇绝对是一种缘份！几天前，陈贵先生就告诉我田中先生访台的消息。我心想见到他必像豋山求道，或者是朝圣，战战兢兢不敢多求。在黄永传教授的正式介绍下，我怀着忐忑的心见到田中先生，他那长者的慈祥亲切态度，立即去除了我见面前的忧虑，不过我仍然连一个象样的问题也提不出来。记得被问及「据黄先生说你得到文部省奖学金要留日，专攻什么？」我依然万分紧张，祇说园产加工。怎么也想不到先生说，如果你想学园艺利用，最好到大阪府大来，接着侃侃而谈，例如认识不认识松本熊市教授、并河功教授、野口弥吉教授？这几位都是日本园艺界的大师，不但在加工、花卉或农学概论等专攻科目方面出类拔萃，目前都在大阪府大，他们的言行风范很值得前往聆听效法学习等。我何其有幸，竟然有机会在数字大师晚年时受教于门下，立即欣然同意。那时，怎么也想不到，日后我竟然会在大阪府大的研究所里一浸就是十一年，而且甘心终生不悔。当时先生已七十四岁高龄，但仍每日笑逐颜开处处流露真情，对生命有热情的期待，完全看不出年纪那么大。
先生那次访台的目的，是希望能索回他的藏书和寻找他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岁月所绘画的四十几册世界各地的各种柑橘类素描画册(Sketch Book)等原稿资料。前者已作为敌产被没收，成为台大校产，自然不可能归还，后者也已不知被十多年的岁月冲向何处，只有空手而回。先生对于藏书不能索成，很无奈地说：「可惜!空有宝藏。」之后，再也没听过先生提到这些藏书的事了。
翌春赴日，在文部省官员苦劝之下，我仍以君子游必就于士，成为唯一未入「赤门」或走进「哲学之径」的奖学生。入学后虽然列为关门弟子之一，却被托由绪方邦安副教授指导专攻园艺利用。不过，他还是立即拿了一篇访台时查访柑橘产地归国后发表在「果实日本」的报告，要我好好阅读并转告台湾的园艺界。我以「生死边缘的台湾柑橘产业读后记」寄给康有德先生代为处理，发表在「科学农业」杂志上。那时，田中先生已准备两年后关闭田中柑橘研究室，继由绪方副教授升任教授创设园艺利用研究室，其理由已如前述。因此，每次上先生的课都录音以便留存，录了好多带子，可惜后来发现这些录音带都变质不能复元。先生的研究室，包括借用农机具库的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排满了书籍，数量惊人。据井上助教说先生家里从玄关就堆满更多更多的书籍。研究室的书籍准许任意借用，但借出时必插进一个木牌，归还时必定要放回原位。先生的记性非常好，那些书没有放回原位立即知道而纠正。从先生学到书是可以斜着看的本领，他告诉我们如何快速翻阅一本书籍，寻找重点，然后细读那些重要的地方并用卡片记录留存。
田中先生律己甚严，当年园艺学科仅设硕士班，农化学科已设博士班，农学院的教授会议里有人提议副教授升等，为了提高水平应具备博士学位为条件，同时园艺学科也设置博士班等。田中先生并不反对，但要求所有教授在限定期间内拥有博士学位为要求副教授升等以及设置博士班的必须条件。田中先生七十七岁荣退时，仍有几位现任教授尚未获得学位，博士班就无法成立了。日后，我才知道先生除了东大的农学博士之外，另以「柑橘种类的研究」在1954年荣获九州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翌年，以Fulbright Scholar在加州大学时又荣获 L.L.D.学位，已经达成了结婚时之约法三章。可知先生仍然重视博士学位。
<< 荣退 >>
1961年2月1日的荣退讲演，是田中先生身为教授的最后一次演讲。初到日本求学，我真不知道大学教授退休是那么隆重的大事。早在田中先生荣退的半年前，正确地说1960年10月乘着日本园艺学会举行秋季全国大会的机会，研究室里的绪方副教授就忙着「田中长三郎教授荣退记念事业会」的筹备工作。首先，拟好了一张列有200多名该事业会的发起人名单，每见到一个就征求他们同意，然后再从发起人当中挑选29名执行委员，讨论如何举行，最后征得田中先生的首肯。田中先生说，明年正是从事柑橘研究工作起算满五十周年，希望能出版《Citrologia》一书做为离开教坛的记念，正在锐意执笔中。因此，决定以记念出版事业做为先生荣退记念事业的主要工作，募集出版费用。12月初，由研究室寄发一封封的荣退记念事业会主旨书出去。新年一到，几乎整个研究室的人员都感染了荣退记念工作症候群，忙着出版工作的，准备荣退讲演用图表的、写回信的、听电话的，都是围绕在同一个目标上活动。筹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募得将近34万日币，超过《Citrologia》的出版基金31万日币甚多。田中先生研究柑橘五十年的集大成得以如期出版，绪方副教授如释重负。新书连同谢函，会计报告书全部寄发之后，本来由于习日本舞踊而保持苗条身材的绪方副教授显得格外清瘦了。田中先生荣退演讲当天，从日本各地赶来了不少老学长，教授、院长、试验场长等，我第一次见识了何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实景。几乎相差一代到二代年龄的同门师生，坐定了，等待先生上讲台。我突然断断续续想起了十多年前背诵过的课文：「可怪的，今天全学堂都是肃静无哗的。更可怪的，前面那几排空椅子上，也坐满了人。更还有几位，我不认得的」，心中正在惊疑，只见先生上了讲台开口道：「各位，这是我最末了的一堂课了」，我忆起刚才那些是胡适先生所译都德着〈最后一课〉里的片段，当头一个霹雳，这时才明白先生真要走了，这两年为什么不肯好好的多去请教先生。我从前不太喜欢的柑橘，今天都变成了我喜欢的，心中怪难过的。我一面笔记，一面抬头看先生，只见他两眼环视学堂所有听讲的人，用心细讲，好象恨不得把他毕生的学问，就在这次演讲里全都给学生。突然，寂然无声，然后一阵热烈掌声，演讲结束了。坐在前排那也是满头白发的学长们一个个拥上去和先生握手致敬。演讲后由副教授、助教和研究生陪同照相纪念。包括我在内三个硕士毕业生的论文发表在2月10日举行。没料到那天早上田中先生在国铁住吉站从阶梯摔倒左肩骨折入院，我们在副教授主持下虽然顺利完成了论文宣读，还是若有所失。
有人说，生命并不会消失，只是会换个形式继续下去。这一句话，对于从事研究工作整整五十年，七十七岁才第二次退休的先生而言，显然是一点不虚。先生在教坛上的终结，自然不会是先生学术生涯的终点。先生早就对自己退休后的工作已做好最佳的选择和规划，而退休后祇是让他更有充分的自由和全天候的时间致力去完成四十余年来的宿愿罢了。
先生在台北帝大时，除了柑橘分类之研究外，在研究东方的植物学之起源，即中国的本草钢目之际，同时注意到了救荒本草。特别是在印度、东南亚一带进行柑橘和植物资源之调查时，目睹亚洲各地区贫民饥馑的惨状，为了帮助这些人，决心收集食用植物的资料。在中国，明朝时已有《救荒本草》之编，有图，并说明其利用部分和利用方法，换言之，中国寻求救荒植物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日本也翻译并出版《救荒本草和刻本》加以应用。另外，英文版的《食用植物》(Sturtevant's Notes on Edible Plants)也已经在1919年出版。后者虽然收集有3,000多种可食用植物，但是缺少亚洲地区的可食性野生植物的完整资料，前者也是祇能协助中国人救自己，资料仍然不甚完整。因此，田中先生决心收集全球上的食用野生植物的更可靠更完整的资料，总共搜集了11,000多种食用植物的原始资料。退休以后打算致力编撰成书。祇是没料到退休演讲后不久就要在左肩骨加上钢钉得住院疗伤。还好，先生仍然精力过人，去慰问时目睹先生在随身携带的素描画册上，倚床背靠着单只手把柑橘果实画将起来，显然十分投入并充满自信。我们都深信先生很快就能完成这一本几乎涵盖全世界的野生食用植物书，无疑地会成为解决世界粮荒问题的最重要参考资料。那知好事多磨，庆祝先生八秩大寿后不久，在1967年 7月初，突然由于脑软化症并发失语症再度入院，幸而恢复。复元后，先生更加紧食用植物事典之编撰工作，几乎不顾健康也忘记年龄，每天在书房里拼命打字，因为先生仍然坚持学术的国际流畅性，该书系以英文撰写。
<< 巨人巨著 >>
1970年3月，我回到母系就职，不久中日断交。一直到1975年夏天，接到研究室通知函，将为先生庆祝九十大寿，另外台湾关系的门生故旧也要举行恳亲庆祝会。翌年6月，渡边正一学长再度访台，得悉先生在年初又入院，所幸两位公子丰三郎和裕继续其业，书已经付梓，先生多年的宿愿已了等讯息。七月初，渡边先生归日后立即噩耗惊传。说是田中先生已于六月二十八日逝世。先生在逝世前，枕头边放置出版不久的《世界食用植物事典》巨著一册，以及十二年前，先生卸任加州大学客座教授时由美国带回的柑橘品种Seminole的种子，经先生自行育苗、培育，荣退后交给三重县之柑农桂清吉试植推广，已开始企业化生产的Seminole果实等有关先生大往生的实况，令人不禁黯然神伤，心中那股哀怨久久难消。先生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岁。
先生晚年的巨著《Tanaka's Cyclopedia of Edible Plants of the World》，可译作《世界食用植物事典》，共有一千页，由东京启学出版社刊印。可说是今天世界食用植物方面收集最齐全完整的。该书收录的食用植物多达11,000多种，依学名(拉丁名)、科名、俗名，用途和食用部分，分布、引用文献等的顺序编撰，排印以学名的A、B、C顺序编排而成。这本研究食用植物的宝贵资料，将来对于解决世界粮荒问题必有很大贡献。记得已故于景让教授，也是台湾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之一，逝世前致力于植物学词典之编撰，也认为整理救荒本草是很重要的。他希望有人能把田中先生大着中的救荒植物，有中国名字者还原，改写成中文，日后始能及时有效地协助国人解决农业生产不足所面临的救荒困境。《礼记》说：「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深信必有后来者，完成于先生的愿望，田中先生更是一定乐意看到这种从源溯流的工作。
执笔写此后时时刻刻都在想先生的生前种种，烙在心底的总是第一次到府大研究室报到的那一天，先生鹤发童颜，笑容纯真，尤其一对慈祥的眼眸，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当天虽然春寒料峭，我身上还穿著毛线衣和大衣，先生简单的一句「来啊，给你介绍指导论文的绪方教授」，就似一股春风，使寒意立即消失。此情此景四十年岁月都无法忘却。其次，自然是先生研究室里的庞大藏书令人印象最为深刻。想起先生的书缘，难免染有悲剧的色彩。台北的藏书经历世界大战的动乱，已无法挽回。留日期间，先生从来不提该藏书，无法知道先生心灵深处的想法。今天，田中文库劫后余生，其归属是否是先生的遗愿，更不得而知。但是田中文库能重见天日，我确信先生地下有知，应感欣慰。因为先生是真正爱书的人，只要藏书被尊重受爱护，其它都不是很重要的。先生的大公子丰三郎兄最近来的一封信里提到：「父亲当了一辈子读书人，跟书籍自然特别结缘，尤其是在台北的这批父亲生前视为珍宝的藏书，自己未能及时处理，被做为敌产没收，念念难忘。」当年，日本突然无条件投降，他只是台北高校的学生，实在不知如何处理那些藏书，既不能当家做主，又怕不处理而留置时被拋散或秤斤论两被售光。一心只想替父亲的藏书找个暂时保存的归宿地方，确实也做到了。只是造化作弄，任何人都不可能代人长久保管好那么多的善本藏书，除了图书馆之外。捐书虽非心甘情愿，但是也只有那样才能保护那些藏书吧。如果能以田中文库展现在新图书馆中，与世人分享，那是最理想的。虽然，心中充满无奈，却更高兴看到藏书获得好归宿。
写到此，心中有万般辛酸的感慨，过去三十年，我最怕带人参观长久以来一直在总图书馆黑暗的书库中当馆藏书保存的田中文库。感慨万千的原因是这一批书半世纪来没人用过，灰尘愈积愈厚，虫蛀愈来愈严重。这些先生经过精心搜罗的藏书代表他辉煌的生命历程却一直不见天日，让我有无能为力之悲哀。现在，田中文库终于有了好归宿，我心里非常高兴。更希望先生显灵，替自己的爱书找到络绎于途的读书人。
综观田中先生的一生，不但留下很多不朽的篇章著作，成为这世纪柑橘学界的巨人，地位不可动摇。他在资源利用，特别是在食用植物资料方面对世人的贡献，更是难以估计，深信有一天必有无数的人将受惠于先生。
田中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田中柑橘记念会献给先生灵前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最能表现先生的一生，谨录如下：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 全文完 )
转自http://tanaka.hort.ntu.edu.tw/new_l...981031_tsai.htm |
发表于 2005-1-31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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